嬉皮士运动50年:被嬉皮士改变的世界
2017-12-08 15: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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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越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来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7期

今年是嬉皮士运动爆发五十周年,虽然当年那场运动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宣告失败,但在随后的这半个世纪时间里,嬉皮士精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

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

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

年纪稍大一点的中国人一定听过这首名为《旧金山》的歌,当年很多中小学校的英语老师都把这首歌用作教学辅助材料,在课堂上放给学生们听。不过,这首歌曾经被教育部禁止过,据说是因为某位官员发现这是嬉皮士运动的圣歌,而那场运动是美帝国主义腐朽堕落的标志,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必须承认,那位官员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这首《旧金山》出版于1967年5月13日,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排行榜热门单曲,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受到这首歌的诱惑,从美国各地赶往旧金山,共同完成了一个名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大型行为艺术表演,向全世界宣告了嬉皮士运动的诞生。

今年是这场运动爆发50周年纪念,让我们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看看嬉皮士们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这种影响又是如何波及到整个世界的。

被嬉皮士改变的美国

嬉皮士运动之所以被某些人认为是美帝国主义腐朽堕落的标志,就是因为这场运动有三个最显著的特征: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

这三样东西当中,摇滚乐的确是美国特产,但它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比嬉皮士运动早了将近20年;毒品这东西的涵盖范围很广,如果算上毒蘑菇的话恐怕得追溯到人类起源的年代,即使我们只讨论现代意义上的大麻,最早也是在欧洲首先火起来的。一批法国作家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对大麻的尝试,巴黎甚至有一个“印度大麻俱乐部”,其会员包括波德莱尔、大仲马和巴尔扎克等许多著名作家。至于说性解放,那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看跟哪个时代或者哪种文化相比,美国人在这方面可绝对不敢说自己走在别人前面。

既然如此,嬉皮士们凭什么说自己是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的代言人呢?这就要从嬉皮士的英文名字说起。

嬉皮士的英文名Hippie其实就是Hip加上后缀ie,意为“小一号的Hip”。而这个Hip在字典里的意思是指人的髋部,但它曾经还有另一个含义:被用于形容那些吸鸦片烟的瘾君子。这些人通常都是侧躺在床上抽鸦片,髋部总是高高突起,因此得了这个绰号。

上世纪40年代,Hip这个词突然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流行开来,被用于形容那些经常站在流行风潮最前沿的“潮人”。追根溯源的话,这个词的流行必须要感谢爵士乐,美国爵士乐手们喜欢把技术高超的同行称为Hip或者Hipster,原因很可能与当时的纽约爵士圈流行吸毒有点关系。

上世纪40年代的纽约爵士圈以黑人乐手为主,但粉丝则多半是白人文艺青年。他们从爵士乐中找到了灵感,开始写一些极具自由精神的诗歌和小说,这就是文学历史上著名的“垮掉派”(Beat Generation)的由来。

垮掉派作家们自称“垮掉”,其实是一种自嘲。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沉闷无聊的,人们在为世俗的东西,比如金钱、汽车和房子等拼命劳动,结果却生活在一种被世俗所规定的乏味生活中不能解脱;他们不相信人为的道德标准,而是认为个人自由是崇高而不可侵犯的;他们吸毒不是自甘堕落,而是为了寻找人类潜意识的奥秘;他们之所以崇拜黑人爵士乐手,是因为他们认为黑人有一种比白人更自由的精神,爵士乐是对传统艺术的叛逆。

叛逆是垮掉派的精神内核,这一点在垮掉派文学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把自己和好友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在美国流浪的经历写了出来,整本书采用了梦呓般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似乎是没头没尾的故事,读者完全不知道两人为什么要上路,在路上到底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结果这本书刚写成的时候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它实在是太另类了,和大家熟悉的传统文学背道而驰。

除了凯鲁亚克之外,垮掉派另外几位主将,包括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以及作家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等,也都是非常小众的作家。外人借用了爵士圈术语,称他们为“潮人”(Hipster),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嘲讽,属于贬义词。

1967年嬉皮士运动爆发之后,美国突然涌现出一大批自称“潮人”的年轻人,宣称自己是垮掉派的后代。和前辈们一样,这些年轻人也吸毒,也不爱工作,也反战,也对现有社会制度表示不满。但和那些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的老垮掉派们不同,新一代年轻人口口声声说的只有一个字:爱。这是一种无条件、无节制的爱。他们反对一切组织,左派激进组织也不例外;他们反对一切清规戒律,讨厌被别人管,同时也对身外之事一概不闻不问;他们对所有人都十分友好,天真得在“正常人”看来几近傻帽;他们喜欢享受,尤其是性方面,更是格外开放。这就是为什么老垮掉派们给这些年轻人起了个绰号,叫他们“嬉皮士”,即“小一号的垮掉派”。

换句话说,嬉皮士的本质和垮掉派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人数的多少、年龄的差异、“垮掉”程度的深浅,以及大众媒体关注程度的高低。垮掉派元老们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终于在6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了共鸣。

表面上看,嬉皮士运动很像一朵昙花,仅仅在1967年的那个夏天有过一次短暂的绽放。但是,当年聚集在旧金山的嬉皮士们可绝不仅仅是旧金山本地人。事实上,1967年夏天涌入旧金山的10万年轻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来自美国的其他地方。没错,他们是被美国的媒体忽悠来的,但“爱之夏”结束之后,他们纷纷回到家乡,把他们从旧金山那里看到的景象、学到的知识和继承的精神扩散到了整个美国。从此美国不再是50年代的那个保守老派的美国,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成了美国人的新常态,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被嬉皮士改变的世界

“爱之夏”只持续了一个夏天就结束了,但是嬉皮士运动在美国掀起的风暴很快就扩散到了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被抗议的浪潮所淹没,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齐心协力,把1968年变成了历史学家公认的全球抗议年。

但是,无论是巴黎的“五月风暴”,东欧的“布拉格之春”,还是南美大陆巴西和阿根廷独裁政府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是美国本土愈演愈烈的反战运动和以暴制暴的黑豹党,都是动机单纯、纲领鲜明、目标明确的政治运动,和嬉皮士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一场纯粹的文化运动,针对的是欧美主流文化中的审美习惯和道德标准,所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

比如,过去的欧美主流社会对人们的穿衣打扮和行为操守有着严格的要求,男人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胡子和头发都必须每天打理,行为举止都要像个绅士。对女人的要求甚至更多,比如只能穿裙子不能穿裤子,出门前必须化妆,头发也要保持一定的长度,公开场合严禁举止轻佻,一定要表现得像个淑女。嬉皮士打破了这些规矩,从此男人也可以留长发了,女人也可以穿长裤了,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打扮自己,不再有人指手画脚。

再比如,嬉皮士不再把欧洲文化传统视为唯一“正确”的文化,而是主动拥抱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印度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是受到欧美嬉皮士们的青睐,其结果就是瑜伽和禅宗在全世界的兴起。事实上,种族歧视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人人喊打,原因绝不仅仅是种族歧视政策的废除,更是因为广大普通人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度越来越大了,这一思想的根源就来自嬉皮士运动。

不过,嬉皮士运动最大的贡献还不是文化观念的解放,而是环保思想的普及。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的,欧美国家从这种竞争中尝到了甜头,甚至不惜用武力来捍卫这种竞争的自由。再加上一大批欧洲哲学家曲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其用于人类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残酷的竞争关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为了我活,自然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不存在。

嬉皮士运动彻底改变了这一套思维方式,不再把你死我活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结局,而是把博爱精神当作最高准则。就像那首《旧金山》里唱的那样:

在那座城市里

你遇到的人温柔善良

对于想去旧金山的人来说

这个夏天充满了爱的阳光

既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亲如一家,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便不再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而是如何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变得更美好,现代环保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现代环保运动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们全都和嬉皮士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个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遗传学家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在1966年撰写的一篇关于内共生学说的论文,为现代环保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古利斯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前妻,她认为线粒体不是为了相互竞争而进化出来的,而是两种微生物相互合作,各取所需的结果。由此类推,她相信不同生物之间绝不都是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互惠互利同样也是生物进化的主旋律,因此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每个物种相互之间都有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为这篇论文提出的想法太过超前,至少被15家不同的杂志社毙了稿,直到“爱之夏”那年才被《理论生物学杂志》接受并发表。这篇论文和当时流行的新达尔文主义唱反调,后者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正是嬉皮士运动所要反对的世界观。因此马古利斯和她的思想迅速被嬉皮士运动所接受,并促使嬉皮士们把自己的诉求从简单的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转向了环境保护运动。

旧金山嬉皮士运动的一名元老级人物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就是这一转变的发起者之一。他是斯坦福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曾经主持出版过一本地下刊物,名叫《地球索引》(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书和当时多如牛毛的嬉皮士出版物不同,没有沉溺于精神世界的幻想之中,而是为那些正在尝试搬离大城市,远离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嬉皮士们提供一本生活手册。书中列举了布兰德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方式所需的各种器物,并附上了购买信息,非常实用。

斯图尔特·布兰德

他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旧金山发起了一次公民请愿活动,敦促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向全世界公布宇航员从太空拍下来的地球照片。阿波罗登月计划让NASA的宇航员得以离开地球轨道,从更加遥远的距离拍摄地球。1968年,NASA公布了“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拍下的一张地球照片,这张照片让大众意识到地球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如果不用心保护,人类就没地方住了。

这张地球照片发表后的第二年,一位嬉皮士活动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旧金山例会上提出了“地球日”的设想。这一设想在当年的3月21日在旧金山变为现实。此事直接导致每年的4月22日被定为“国际地球日”,来自全世界的环保人士都可以借此机会向公众宣传环保理念。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70年,美国成立了环境保护署(EPA),并制定了第一部《清洁空气法》,正式向空气污染宣战。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正是当年的那张地球照片促成了西方工业国家开始环保运动,并让“环保”这个概念最终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被嬉皮士改变的未来

“爱之夏”为什么只持续了一个夏天就草草结束了?答案是:它居然持续了一整个夏天,简直就是奇迹。

旧金山是一个多山的半岛,扩展潜力有限,直到今天也只有80多万常住居民。1967年夏天,这座城市一下子涌进来10万多人,而且大都是毫无经济能力和生活经验的高中毕业生,这就大大超出了旧金山的承受能力。多亏一些民间团体主动伸出援手,每天定期发放一顿免费餐食,这才没有发生大面积饥荒。

不光是旧金山,当年还有不少美国城市也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嬉皮士运动,但也都没能坚持下去,主要原因在于嬉皮士们的核心诉求太过超前,当年的美国社会尚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

前文说过,嬉皮士的精神导师是上一代的垮掉派作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作家群体,其中包括吃政府救济的流浪汉、男妓、小偷、花花公子、继承了家族遗产而无所事事的毒品瘾君子,以及靠贩毒活着的街头小混混等等一大批社会边缘人。要说反传统,有无数前辈曾经反过,但这些人反得比前辈们更彻底,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做人原则都要反对,比如勤劳、勇敢、诚实、负责、忠诚、爱国、整洁、健康和自律等等,在他们的字典里都成了贬义词,这就是垮掉派和其他激进组织最大的不同。后者虽然也在抗议,但骨子里遵循的依然是相对传统的价值观,只是对物质利益的分配方式不满而已。

那么,这些垮掉派们到底要什么呢?他们要的是对身体的绝对控制和精神上的彻底解放。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们提倡一种没有任何义务和牵挂的绝对自由,于是他们拒绝工作,甚至不惜放弃“体面”的生活而流浪街头,勇于尝试吸毒和自由的性爱……总之一句话:他们想要改变人的定义,他们希望人不再是一种只知道劳作却没有灵魂的低级动物,也不再是某个集体或者主义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个独立的存在,一种只为满足自己精神需求而活着的高级动物。

于是,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们垮掉了。

其实,说到反传统,无论哪个时代,只要有传统就必然会有反传统,这事并不稀奇。说到精神解放,物质和精神的对抗古已有之,同样也不稀奇。事实上,反传统和精神解放并不是天然正确的,“一战”前的德国就是如此,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一书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精辟的描述。

在埃克斯坦斯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源于欧洲新旧两股势力在世界观上的巨大冲突。19世纪末才崛起的德意志不满足于英法两强对欧洲秩序的控制和垄断,指责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提倡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等等都是虚伪的谎言。与之相反,德国人更为看重的是精神的解放和内心的自由,他们相信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生存状态,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可历史的发展证明,自以为反传统的德国最终却走上了反人类的道路,德国人刻意追求的所谓“诗意”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毒。

即使德国人的想法真的没有恶意,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足以支撑这种激进的想法,双方的矛盾最终只能靠战争来解决,甚至一次战争还解决不了,需要打两次。“二战”结束后,欧洲元气大伤,美国趁势崛起,一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美国老百姓过了10年富可敌国的安逸日子,大批蓝领工人搬进了郊区新建的别墅,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就这样,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实现了全民共同富裕、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种安逸而又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让美国的年轻人心生厌恶,最终爆发了嬉皮士运动。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唯利是图虚伪浮夸的社会氛围的确会让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感到不爽。但是,当时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挺不爽的,很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模仿垮掉派的文艺小群体,但为什么只有美国成功地把这种不爽扩大到整个人群当中,直至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嬉皮士运动呢?答案很可能在于当年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当中,只有美国才具备这样的条件,能让这么多年轻人一门心思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必担心找工作养家糊口。地球上那么多城市当中,也只有富裕和宽容的旧金山才能养得起10万个突然出现在街头的身无分文的高中毕业生,甚至还能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娱乐。

可惜的是,如此的高光时刻仅仅是一种假象,维持不了太久。一来美国的富裕得益于“二战”带来的战争红利;二来美国的黑人民众并没有富起来,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三来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美国不可能一枝独秀,早晚会被地球村里的其他村民拉下水。于是,美国对内开始了民权运动,对外卷入了“越战”,再加上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很快就把美国人打回了原形。

因此,即使是富裕的美国也不可能让这么多年轻人长时间地不务正业,去追求什么精神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爱之夏”只维持了一个夏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嬉皮士运动也在苟延残喘了几年之后宣告结束,折腾了几年的美国年轻人们只好乖乖地回到学校读书,毕业后找一份传统的工作,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但是,虽然嬉皮士不存在了,但是嬉皮精神并没有死。相当一部分嬉皮士并不服输,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追求当初未能实现的理想。其中一部分人相信嬉皮士理想的破灭源于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他们试图利用新技术打破这一垄断,便搬到了旧金山南部的一座山谷之中,潜心研究信息的电子化传播技术,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同时也造就了硅谷的辉煌。

另一批人则相信,人类之所以会被世俗生活所束缚,无法彻底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人类仍然需要有个工作才能养家糊口,而绝大多数工作都是毫无乐趣的纯体力劳动,人性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丧失掉的。于是他们潜心研究工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设法把人类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加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批人的理想虽然还没有实现,但也已经初现端倪。事实上,已经有人开始思考“当人类不需要工作之后该去干些什么”这个问题了。他们的答案是艺术。于是这些人每年都会在靠近加州的内华达州沙漠里举办一次艺术展,几万人无欲无求地聚在一起生活一个星期,在一片沙漠之中尽情展示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这就是已经举办了32届的“火人节”(Burning Man)。

虽然中文翻译为“火人节”,其实它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个有很多人参加的大规模行为艺术,好似未来世界的一次沙盘预演。主办方每年夏天在内华达州黑石沙漠的中央搭起一个巨大的人形木偶,来自全世界的参与者围绕着这个木偶创建一座临时城市,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临走前一把火将其烧掉,不留任何痕迹。这把大火极具象征意义,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嬉皮士心目中的乌托邦理想仍然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个理想世界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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