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尼斯 | 共同体与社会
2021-04-04 2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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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

腾尼斯著,林荣远译

选自《新时代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进步的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和主要的运动是特殊化、分化和个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产生于原来相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条件的适应。在这种适应里,天然的关系、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整体和团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本身经受着考验,但是也突显出它们开始瓦解的种种征兆,以及显示出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要素”的社会生活的新要素的发端。“个人主义”就存在于这种事态发展之内,也就是说,单一的人愈来愈意识到他的个人人格、他的价值和他的各种个人的目的,即他的各种事务或者利益;因此,面对一般约束他的、束缚他的和限制他的一切东西,他都要争取更加独立自主一些和更加自由一些,而只要这一切约束和束缚了他的意志,这就是共同体。这样越来越是非共同体的个人,越来越是社会的个人在发展着,部分在共同体的状况、整体和团体之内,部分从它们超脱出来,从它们身上解放出来;部分与它们并行发展,因为他阐明着社会的状况、整体和团体。

在这里首先根据其一般的轮廓,来描述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同时这些轮廓随后也作为更详尽阐明思想的纲领。亦即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恰如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一样,都必须在几个方面加以观察:a)在经济的生活里,b)在政治的生活里,c)在道德和精神的生活里。在任何一种生活里,社会的生活都以三种方式发展着:在共同体的种种本质实体之内,超脱它们和与它们并行,——发展为社会的状况、整体、团体。

在这里,就在这个意义上观察经济的状况:中世纪在很高程度上是以领主阶层(Herrentum)为其特征的,领主阶层主要以乡村为家,然而在城市的手工业里,他们作为师傅阶层也有其安息之处。任何领主阶层首先都是依仗年长的威严,最好依仗的是父亲的威严或者父权家长制的王公的威严,通过这种威严,随之也依仗才能、权力,因而也依仗财富和名望,像优势的一切征象那样,权力也赋予名望。整个领主制度恰恰容易导致取消个人,并且在领主阶层与服务的环节的关系之内,产生领主们的孤立。恰如在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中都隐藏着纷争和破坏的萌芽一样,因此,这种取消和孤立是一种现象,它也许在很多个别的情况下,但又不是普遍地会攻击着关系的本质。与此相反,这种普遍的瓦解起初引导着领主和手工业者师傅走出束缚着他们的关系,随后也必然引导农民、满师徒工和学徒,以及除此而外,也——普遍地——引导妇女走出束缚他(她)们的关系。他(她)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或者被解放。

这并不意味着,迄今为止受束缚的各种形态相互间不再有关系,毋宁说,它们依旧是相互依赖的;然而这意味着,它们的关系正在变为另一种关系,对此,领主的更为个人的意识就可满足这种新的关系,虽然这种意识本身也会招引来依附者的更为个人的觉悟。因此,由于某种早期的、新时代的发展,从领主(Grundherr)与农民的关系已经变成为一种地产主(Gutsbesitzer)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变为——大多数在稍晚的时期——地产主与农业工人、无财产的短工的关系。在这期间,关系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领主变为纯粹的租息收取者,或者按其形式——哪怕并不要求他个人这样做——成为一个作为土地“出租者”的“商人”,而领主统治僵化了,恰如人们所表达的那样。它在新时代几个世纪里继续发挥了作用,而且今天也存在于这两种形态里;不过,关系已完全变成“契约”的关系,依照形式看,是一些“社会的关系”。

然而,也曾经有过不同方式的领主统治,除了骑士的领主统治外,还有神职人员的领主统治,特别是寺院的领主统治和国君们的财政领主统治:这类领主统治按其素质,要么具有多一些个人的性质,要么具有更少一些个人的性质,因此也不容易具有个人压迫的性质,即要么具有友善的性质,要么具有听由个人自便即漠不关心的性质,这样一来,就可以缔结社会的关系。在农民阶层保留了它原有自由的地区,也会遇到这类领主统治。

手工业的师傅提高着他作为企业家和工厂主的意识——迄今为止的满师徒工,对他来说正在变为一位可能的竞争者,往往成为一位可然率极高的竞争者,他认为通过他对业务的兴趣来抵御这种竞争者是适当的,而且他感到自己处于优势,部分是由于他的年龄和他的经验,部分是由于他的物质财富,即他的“金钱”,部分是由于他的理智和他的社会地位。于是,他也不想他的垄断和他的师傅同事们的垄断被干扰破坏,而且他们一致认为,人们必须尽其可能(给满师徒工)获得有利可图的生计制造困难。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婿哪怕不很精明,也比更加精明的大龄满师徒工有更多的权利提出要求(成为师傅);也就是说,在这里职业的共同体的关系被置于家庭的关系之后,正如按其性质,它比较年轻一样;大龄的满师徒工往往被迫不结婚,直至女师傅(或师傅的老婆)变为寡妇或者可以娶到(师傅的)一个大龄的老闺女,才能结婚。——从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在18世纪,而且极可能往往早在17世纪,在城市和其他地方人口几乎普遍地下降(晚婚,很多家庭无子女,儿童高死亡率,缺少移民流入,这些都发挥着与人口增加针锋相对的作用)。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受压迫的男人揭竿而起了,因为他变得更加个体化,而且意识到他的种种可能性和能力。个人主义力争摆脱压制和阻碍它的共同体。早在中世纪末期,尤其是在新时代,某些年轻的农民和仆役通过逃往城市,来摆脱压迫强制。即使他在这里只能找到一个作为普通工人的十分艰辛的和微不足道的位置,但是,他感觉到更自由一些,而且往往还能够让他的儿子学习一种手艺,或者登上更高一级的台阶,这也并不罕见;城市空气使人自由。

对于手工业满师徒工也敞开各种道路,让他可以摆脱对行会制度的滥用:总是有些场所适合于某一种更加自由的手工业,从这种更加自由的手工业往往能够发展为一种更大的和更自由的手工业工场,而且常常受到政府的优惠,为了军队和税收的利益,政府想要而且必须关心增加人口和提高富裕程度。——然而,另一个因素除了共同体的关系外,首先有它自己的领域,它对于改造整个的社会生活起了更加强有力的作用。这个因素正是商业及其载体:小商贩,商人,货币兑换商,以及所有那些由领主或者农民、由师傅或者满师徒工变成的企业家、吃租息者和生意人。

倘若认为,像我们所认识的和像我们所理解同一切共同体的本质实体相对立的形态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在新时代才产生和崛起的,那将是对表明新时代特点的个人主义极不正确的理解。这种看法历来就会招致种种反对的可能性。从本性上讲,人是一种个体,而且只能把他的各种经历以及他的各种愿望、他的各种需求、他的追求与固有的自我、与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灵(它们根本上说是同一性的)的幸福相联系着。诚然,这种利己主义具有十分不同的强度和十分不同的方式。自我及其自觉意识从儿童发展至成年人和老人,变得愈来愈深思熟虑、泰然处世和谨慎周到。在这方面——正如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它在男人身上比在女人身上更为强烈。它总必须防御、进行斗争,而且总是对此或多或少有所准备和装备,或多或少处于防卫状态或者转入进攻;或多或少环顾盟友,而且以或多或少聪明的方式与他们结盟,进行共同的抵抗或者发动共同的进攻。正是这种结合可能被直接视为在共同体里静止地存在过;个人越是超越于共同体的各种约束,或者摆脱它们或者最终疏离地、甚至是敌对地对待围绕着个人的各种责任,它也正好就不再是这样的了。

个人要在这些关系的任何一种关系里发展,孤立的人将会努力去寻找和利用其他的、新的结合,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称之为同盟合作团体。他将孤立地或者受约束地不断考虑,为了有的放矢地进行战争,要争取得到取得胜利的手段,保持处于持续不断的优势之中的手段,创造或者发明、增加和强化、改善或者彻底完善这些手段。我们在这里有意应用一种在国家的实践中众所周知的表达方式;因为孤立的单一个人,原则上不可能与此有所不同,而且反之亦然,一个集体的人(kollektive Person)愈是孤立,其行为就愈不可能本质上有别于一个自然的和真实的个人,自然的和真实的个人本身不得不培养和保护他自己的意识。

在这里,最好尝试对一系列这类个体的人的类型做个描述,它们早在中世纪转向新时代之际就发挥着作用:(1)在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各种本质实体里;(2)超出这些本质实体之外;(3)与这些本质实体并行。越来越多的个人的利益,不管是作为单一的个人也好,还是与随从或伙伴一起也好,都在发挥作用,亦即在我们的三个领域中的任何领域里发挥作用。当然,这三个领域内在上是相互密切关联的:经济的领域,政治的领域,以及精神的或者道德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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