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本质是防御性的
2021-04-12 13: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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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   乔治·奥威尔

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
(1892)

本文选自乔治·奥威尔的《政治与文学》,有删节。

有一种思维方式如今非常普遍,影响了我们对于每一个问题的思考,但还没有被赋予名字。在现有的名词中我选择了最接近其内涵的“民族主义”这个词,但你很快就会发现我用的并不是这个词的一般含义,这只是因为我所谈论的情感并不总是和民族联系在一起——民族指的是某一个种族或地域的人。它可以用以指代一个教会或一个阶层,或者只是消极意义上的抵制某个事物,并不需要有任何积极意义上的忠诚的对象。

说到“民族主义”,我首先指的是认为人可以像昆虫那样分门别类,可以给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这一思维定式。但其次——这一点更加重要——我是说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产生了认同感,将其凌驾于善恶之上,并认为除了维护它的利益之外再无其它责任。民族主义不能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这两个词的用法都很模糊,对其加以任何诠释都会引起争论,但你必须在二者之间划清界限,因为它们涉及到两个不同的甚至是相抵触的概念。“爱国主义”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一个地方和某一种生活方式充满了解和热爱,认为它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并不希望强迫他人接受。爱国主义的本质无论军事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防御性的。而民族主义则与对权力的欲望是分不开的。每个民族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权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选择的吞没其个体身份的国家或团体。

如果它只是被用于描述更加明显、臭名昭著的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再明显不过。当我们面对纳粹主义这一现象,从外部进行观察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对它作出相同的评价。但在这里我必须重复上文说过的内容——我用了“民族主义”这个词,是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语可供使用。在我使用“民族主义”时,它的延伸含义包括了诸如政治天主教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反犹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与和平主义。它不一定表示对政府或国家的忠诚,更谈不上对祖国的忠诚,严格来说,它所涉及的团体甚至不一定真的存在。举几个明显的例子:犹太人、伊斯兰教、基督教国家、无产阶级和白种人,都是热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的对象,但它们存在与否却值得进行严肃的质疑。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完全消极的。当你理解了这些含义时,我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本质就变得更加清晰明了。一个民族主义者指的是一心只想着或考虑的重点只有争权夺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精神力量可能用于鼓励打气或诬蔑诽谤——但他一心只想着胜利、失败、荣誉和羞辱。他眼中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只有强权势力无休止的起起落落,在他看来,每一个事件都象征着己方的阵营蒸蒸日上,而被痛恨的敌方阵营江河日下。但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能把民族主义和对成功的膜拜混为一谈。民族主义者并不会遵循投靠最强的一方这一原则。正好相反,在选择了解自己的阵营后,他会说服自己所选择的阵营就是最强大的,即使在全然对己不利的事实面前也能坚持自己的信仰。民族主义是自欺欺人的对权力的饥渴症。每个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出最厚颜无耻的卑鄙勾当,但由于他知道自己是在为某个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服务,他还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要说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一样,甚至连它们的精神氛围也一样,未免过于武断。但有几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下面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几个主要特征:

偏执。民族主义者的所思所言所写几乎就只有他自己的团体的优越性。要民族主义者隐藏其忠贞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要对他的小团体稍有诋毁或称赞它的对手,他就会立刻感觉不痛快,必须尖刻地予以反驳才能心安。如果他所选择的团体是一个国家,比如说爱尔兰或印度,通常他会声称它不仅在军事力量和政治品质上有其优越性,而且艺术、文学、运动、语言结构、人民的体格美态甚至气候、风景和厨艺都更了不起。他会对诸如旗帜的正确摆放、新闻标题的字体大小和不同国家的名字先后顺序非常敏感。命名法在民族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赢得独立或经历了民族起义革命的国家总是会更换名字,任何有着强烈情感的国家或团体一般会起几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不同的含义。

西班牙内战的交战双方加起来有不下九到十个名字,表达不同程度的爱与恨。有些名字(例如佛朗哥的支持者叫“爱国者”,政府的支持者叫“忠勇军”)让人摸不着头脑,没有哪一个名字是敌对双方达成一致,共同使用的。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视传播自己的语言以压倒对手的语言为己任,在说英语的民族中,这一斗争以方言之争这种更加隐晦的形式出现。仇视英国的美国人如果知道某一句俚语是出自英国时,会拒绝使用它,而拉丁语推行者和日耳曼语推行者之间的斗争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的动机。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坚称苏格兰低地民族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以对英国广播电台的口音发起阶级仇恨的谩骂作为形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民族主义甚至总是让人觉得有信奉交感巫术的色彩——这或许是因为焚烧政敌的肖像或拿他们的肖像当箭靶这一普遍行为而引发的。

不稳定性。民族主义者的忠诚感很强烈,但它是可以转移的。首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它们能够而且经常被指向异国。你经常会发现伟大的民族领袖或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甚至不属于他们所膜拜赞美的国家。有时候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外国人,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来自国籍不明的周边地区。比如说希特勒、拿破仑、德·瓦勒拉、迪斯雷利、庞加莱、比弗布鲁克。泛日耳曼运动在部分程度上是英国人休斯顿·张伯伦缔造的。过去五十年到一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移情在文坛知识分子里是普遍现象。拉弗卡迪奥·赫恩移情的对象是日本,卡莱尔和其他许多人的移情对象是德国,而在我们的时代,许多人则转投俄国阵营。但特别有趣的是,再次移情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一个被推崇多年的国家或团体可能突然间变得面目可憎,热情被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中间几乎没有过渡。民族主义者不变的是他的精神状况,而他的情感对象是可以改变的,还可能是虚构的。

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在提到切斯特顿的时候已经讲过,移情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使得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能够远远超出他在为自己的祖国或任何他有切实了解的团体鼓噪时所能达到的程度——更加粗俗,更加愚蠢,更加歹毒,更加虚伪。当你看到由非常明智感性的人所撰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等等奴颜婢膝或肉麻吹捧的垃圾文字时,你会意识到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思想错位发生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任何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切的情感是罕见的事情。公共舆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公共舆论——不允许他这么做。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出于模仿或纯粹只是出于怯懦,他或许就会形成同样的态度。那样一来,虽然他放弃了最触手可及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他并不会拥有真正的国际主义思想。他仍然觉得需要一个祖国,自然而然地会到国外去寻找。找到之后,他会毫无节制地沉溺于那些他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的情感。上帝、国王、帝国、米字旗——所有被打倒的偶像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现,而由于它们的本质没有被认出来,它们可以被安心地崇拜。民族主义的移情就像替罪羊一样,是在不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的前提下获得救赎的方式。

对现实麻木不仁。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到对性质相同的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视而不见。一个英国托利党人会捍卫欧洲自决,却反对印度这么做,而不会感觉自相矛盾。行为的好与坏并不取决于它们自身,而是取决于是谁在施行。几乎所有的暴行——虐待、使用人质、强制劳动、人口迁徙、未经审判判处监禁、捏造事实、刺杀、轰炸平民——如果是“自己人”做的,其道德色彩就会改变。自由党的《新闻纪实报》刊登了德国人吊死俄国人的照片,作为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例子,一两年后它以热情赞赏的态度刊登了俄国人吊死德国人的类似照片。历史事件的情况也是一样,总是以民族主义对其进行解读。像宗教裁判所、星室法庭和英国海盗的酷刑(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喜欢将西班牙战俘活活淹死)、白色恐怖、镇压兵变的英雄们将数以百计的印度人绑上炮口轰出去、克伦威尔的士兵用剃刀割开爱尔兰妇女的脸庞这些事情,当人们觉得它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做的,它们就都成了于道德无损甚至值得嘉奖的行为。如果你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一年不会从世界的某个地方传来暴行的报道。但是,这些惨案中没有哪一件——西班牙、俄罗斯、中国、匈牙利、墨西哥、阿姆利则、士麦那的惨剧——会被英国的全体知识分子相信和谴责。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加以谴责,甚至它们是否发生过,总是取决于政治倾向。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会去谴责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还能对它们做到充耳不闻。六年多来,那些英国的希特勒崇拜者故意不知道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存在。而那些斥责德国集中营时声音最响亮的人,总是不知道俄国也有集中营,或者所知甚少。像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这样的数百万人死去的重大事件就没有引起大部分英国亲俄派的关注。许多英国人对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波兰犹太人遭遇的灭绝行动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自身的反犹主义让这桩滔天的罪行从他们的意识中溜了过去。在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中,事实可以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实或许如此不堪忍受,总是被推到一边,不被允许进入逻辑思考过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纳入考虑中,但从来不被承认是事实,就算是在自己内心承认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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