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陈刚 李沁柯 再建巴别塔

摘 要 当前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城市生态的基础性架构，带来日常生活、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等的全面重构，视障者也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逐渐摆脱城市空间的“隐身人”角色。数字基础设施系统为视障群体搭建了数字“盲道”和“盲杖”。本文从视障者的感官体验出发，聚焦视障者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出行、信息交流等障碍，将视障者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协商和交互作为微观分析单元，对交互过程中的感官体验进行深描与呈现。虽然数字“盲道”与“盲杖”尚不完善，但整体上弥补了视障者在出行时的工具缺口与空间限制，以及信息交流中的感知方式和交互内容缺口，疏通因视力差异带来的身与心的“围困”，重塑了视障者的自我主体性与能动性，增强社会融入，同时也在人与技术的交互协商中实现技术系统的升级优化，视障者的数字城市生存已成为一种“在技之在”。

关键词 视障者；数字基础设施；感官体验；技术协商；城市生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拱廊街计划》中以“闲逛者”的观察视角来洞悉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闲逛者不同于普通大众，他们凭借个体在城市中切身的、实在的感知体验，在游荡时敏锐捕捉城市的景观、声音、气味等特征，解读19世纪巴黎拱廊街的空间意象。本雅明尤其突出现代性城市中人的感知能力，这种相对疏离于人群的切身感知行动和体验，使闲逛者更能透视城市生活的本质，从而展现社会的生存状态。城市作为人类建造的一个复杂系统，其技术架构、文明演进、情感联结等都有着细密肌理，城市空间中的各种身体感知实践，连接起城市的直观物质层面与抽象结构层面，揭示了藏匿于可见城市之下复杂的基础性纹理。

不同身体感知体验会生成关于城市的不同认知。在城市空间中也存在着一群具有独特切身感知经验的“闲逛者”，他们的眼睛无法看清物质世界，甚至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中，依靠听觉、触觉等其它感官系统来感知周围环境，他们被称为视觉障碍人士或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中谈道，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城市文明的魅力在于其开放性与包容性，异质群体在城市流动或共同栖居，形成复杂的、多层次的城市生态。据公开的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700多万视障人士，数量居世界第一位，推拿按摩行业成为视障群体在不同城市间流转聚集的主要方式，但在城市生活中也伴随着出行、教育、就业、生活和交流等各种障碍和挑战。视障者的生活环境处处潜伏着危险，甚至难以走出家门，成为蜗居在城市空间一隅的“隐身人”。因此，解决出行和交流障碍是视障者融入“主流社会”的关键，同时也制约着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生活圈子。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人类社会带入数字化和智能传播的新阶段，城市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残障群体融入城市、参与社会的需求也日益提高，视障者从事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元化，除按摩外还有从事 IT 技术、音乐调律、教育培训、心理咨询等工作。媒体曾报道广东一位视障女孩暖暖的城市生活和体验故事，其从广东农村徒步到桂林，去新的城市工作，学会冲手冲咖啡……尤其学会用手机上网后，暖暖发现了一种她从未想象过的生活。“我不想被照顾一辈子。”过去，暖暖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家人的照顾；如今，经过一点一点的尝试，她发现“原来这个我也可以做到，做饭、坐公交、换乘、购物……”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指出，加快发展信息无障碍，将信息无障碍作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文明城市测评指标；此外也需提升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水平，在促进数字包容的同时，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及设施的数字化。于视障群体而言，如何实现出行、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等的无障碍是其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在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城市生态的基础架构和重要影响因素的当下，视障者的数字生活实践问题亟待关注。

传统大众媒介所建构的视障群体形象，往往内心封闭、不愿出门，甚至难以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而在数字基础设施逐渐浸润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视障群体作为一种人类生理基础的多样性存在，其对外界的感知体验发生了哪些变化？数字基础设施所搭建的数字“盲道”与“盲杖”又如何作用于视障者的日常生活与交往实践？视障者与数字基础设施之间的技术协商如何影响其感官体验并建构交往与生活的意义？本文以城市生活中的视障群体为研究对象，从视障者自身的感官体验和城市“漫游”出发，聚焦视障者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出行、信息交流等障碍，分析考察其如何在数字“盲道”与“盲杖”的配合下“疏通”这些障碍，走出因视力差异带来的身心“围困”，并在身体感官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互动中透视人与技术的关系，洞察视障者城市生存的意义空间。

二、视障者何以感知：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盲道”与“盲杖”

思考和回应上述研究问题，首先需要深入理解视障者感受和认知外部信息的方式和特征，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人类的认知活动源于身体与外界互动的经验，而感官系统是身体感知世界、获得经验的生理基础。人体主要由五种感官通道组成，研究表明人类对外部信息的接收, 约65%源于视觉，20%源于听觉，10%源于触觉，3%源于嗅觉，2%源于味觉。然而对于视障群体，无法像健视者那样看清外在世界的轮廓和色彩，并将之转化为对立体空间的动态感受，当视觉信息通道受阻，又该如何认知并理解世界？感官系统具有互联性（interconnected senses），身体感知作为一个整体场域，如果感官系统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交互时出现某种官能的阻隔，其它感官通道则会“代偿”其功能，听觉、触觉系统成为视障者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由于缺乏对空间的直观判断，视障者主要依靠听觉辨认音源，依靠触觉感知事物的温度、形状、大小、硬软等，并在丰富的想象中建构起对事物的“印象”。

人类感官系统与动物不同，既具有生物性基础，又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个体感官经验与所处生活环境、社会结构、技术文明有历史性连接，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整体感知模式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而这种感官经验所附着的社会建构痕迹在城市空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桑内特（Sennett）看来，“城市”既意味着物理场所，也意味着由感知、行为和信念构成的心态。按照桑内特的理解，城市可被看作是一种通过建筑和居住体现的“技术生态”。身处城市之中必然会从微观到宏观层面涉及到与技术的共生关系，即个人在城市日常生活中身体和技术的协商，感知方式也在与技术的互动中不断被重塑。城市空间中绝大部分进入人们感官的东西都是技术的副产品，技术发展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新的景象、新的声音、新的气味、新的质感以及新的身体感知的模式。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需要对城市生活中的感官体验，尤其是只能依赖部分感官系统的视障者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新的解读。

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认为基础设施是构成都市生活骨架的技术系统。城市空间中身体与技术的“纠葛”可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体验与基础设施的“缠绕”。传统城市中帮助视障者出行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有盲道、无障碍通道和厕所、触摸牌、盲文标识和音响提示，以及导盲犬等。在当下，城市基础设施材料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新型城市集算法智能、无线网络、移动终端等于一体，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媒介已无孔不入地浸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肌理，带来信息传播、社会文化及城市生态的全面重构。由于数字技术存在分层结构，数字基础设施通常包括设备层、网络层、服务层和内容层四个部分：设备层主要包括硬件设施与操作系统；网络层包括网络传输及其协议标准等；服务层指企业开发的各种应用软件；内容层是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和信息流。这些分层结构在实际运作中相互配合，不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共同组成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动态生成系统。本文也是在这一认知下展开关于视障者与数字基础设施之间的探讨。其中，智能手机作为重要移动终端，将人们的社交、工作、出行、娱乐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囊括在内，接触智能设备也成为视障群体在数字时代生活的“必修课”。

据《2018视障网民移动资讯行为洞察报告》显示，视障群体常用上网设备中智能手机占比最高，占95%；其次是PC，占77%。在数字技术时代，智能设备越来越贴近人类身体的自然感知状态，尤其是以读屏功能为主的语音播报系统可将交互界面中的视觉信息转码为听觉信息，视障者得以在听觉和触觉感官的配合下操作智能手机等设备。读屏工具包括IOS系统自带的“voicecover”、华为的“talkback”，以及各种第三方软件如天坦读屏、快乐保益等。开启读屏功能后界面被划分成若干可被朗读的信息板块，视障者通过触摸屏幕来认知不同板块的位置与内容，然后以相应的手势（滑动、点击等）进行交互并完成操作指令。可交互界面和以读屏为主的语音播报系统等数字基础设施，为视障者创造了一种具有新型感知体验的数字“盲杖”，智能手机因其可移动、便携、易操作、即时即地联网等特点，成为数字“盲杖”搭载的主要终端。而社交、娱乐、新闻资讯、网络购物、城市出行等应用软件的无障碍支持，又为视障群体开辟了相对畅通的数字“盲道”。数字“盲道”与“盲杖”相互配合，连接着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成为视障群体自主感知世界的智能导航系统。

视障群体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之间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应用科学领域的无障碍产品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如巴尔德斯和阿尔瓦罗•阿劳霍（Valdés& Araujo）研究了导航系统辅助视障者出行的成果和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黄凌玉等通过调研分析典型视障者群体日常生活的问题及需求，研究从触觉、听觉、嗅觉等角度实施无障碍产品的交互体验；二是视障者的教育、阅读与数字技术，如泰莎•麦卡锡（Tessa McCarthy）等对盲文教学中人工智能辅导测评的研究，我国学者徐佳对图书馆数字服务及有声读物发展的研究等，王亚莘等对视障阅读中技术协商的研究；三是视障者的数字媒介接触与信息交互体验，如吉劳德（Stephanie Giraud）等通过实验论证过滤冗余和不相关信息能为视障用户提高网站可用性，巴布（Rakesh Babu）研究视障群体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及公共参与情况等。这些研究整体上或偏向于技术创新，或偏向于从健全人中心视角对视障者进行解读，缺少从视障者自身视角在与数字技术动态交互过程中具体细微的感知体验的深描，这关切着数字时代人与技术关系的再理解。

三、研究进路与方法

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重塑了城市生活和文明，孙玮等认为软件代码系统已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主导型媒介，由其支撑的可编程城市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类及其生存方式，打破了人的既有尺度，创造了新型的媒介文明。对视障群体而言，数字“盲道”与“盲杖”作为在智慧城市中配套使用的新型设施，在构建其自主感知世界的新方式的同时，改变和重构了其日常生活与交往实践，进一步拓展了视障群体的新“视”界，也为研究和重新理解城市、数字媒介与视障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进路。

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行动都是与各种基础设施系统接触构成，如开灯、冲厕所、乘公交、打电话等特定时空的经验行为背后，是城市电力、排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系统的协同运转。将这些经验与基础设施之间的点连接起来，允许我们，实际上是推动我们建立跨尺度、跨地点、跨时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不只是技术性的，也承载着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更像是一个复杂的反馈循环系统，通向更广阔的社会世界联结。当人们带着事物应该如何运作的想象来接触基础设施，这些交互行为变得既亲密又隐含情感，并在个体与基础设施的互动中形成对世界基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理解。在STS、技术史、人类学等跨学科视野下，基础设施式的研究将个体与基础设施的交互行为作为微观分析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洞悉宏观社会。小规模的与基础设施互动是更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譬如社会一体化或碎片化的模式、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或集体社会的想象等等。本文也借鉴这一研究思路，将视障者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交互作为微观分析单元，兼顾人与技术物的双重面向，在对视障者的感知体验进行深描与呈现的同时，把握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性与社会性。

为了在视障者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交互中更具象地深描和呈现视障者的感知体验，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标准，视觉障碍者按视力和视野状态可分为一级盲、二级盲、一级低视力、二级低视力四个等级，由于本文研究涉及读屏功能的使用，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以盲和一级低视力群体为主。视障者虽然难以通过肉眼观看来建构对世界的认知，却能运用整个身体感知和理解外部环境，与健视者的身体经验存在差异。本文在研究中也尽量保持研究者的“无我之境”，以期呈现视障者与数字基础设施交互过程中最真实、鲜活的感官知觉体验，而非从明眼人惯性思维“帮”视障者理解世界，并在具体田野实践中采取了访谈、观察、想象与描述等获取经验材料的方式和方法。

研究者从2022年7月10日至9月10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最初接触的是推拿按摩店里的盲人按摩师，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排除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如不太使用智能手机、无需读屏功能辅助等），得到20位研究对象，在地区、职业、年龄、性别等方面尽可能地体现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田野调查实施的过程中，根据拟定问题展开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均大于30分钟，并依据信息饱和的原则补充材料，直至无法获得新信息为止。此外研究者也参与到对视障者日常生活实践的观察中，尤其是视障者的行为活动和使用智能设备时的感官参与、肢体动作、面部神态等等。

四、在城之中：视障者的城市空间“漫游”与数字领航

（一）从可见的到不可见的城市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可见的物质性力量支撑着城市系统的运转，如城市中交通、电力等系统各司其职，促进了人、物及思想的流动，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形塑着城市生态的演变。基础设施在促进流通的同时也在不断变革，如钢铁是19世纪的典型材料，基础设施的材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印记，通过这些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并重新配置城市空间。为给视障群体出行预留特殊公共空间，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也将铺设盲道纳入道路交通系统，盲道覆盖率甚至成为文明城市的考评指标。然而这种特殊空间却也存在着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出行困难是视障者城市生活面临的基础性障碍。

公共设施能否有效惠及身心障碍群体是评判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关键，然而在城市空间随处可见的盲道上却难以看到视障者的身影。

我从来不走盲道，有些地方坑坑洼洼、断断续续的，设计不合理还总被占用，走盲道反而更危险。（A5）

盲道其实就是个摆设，如果有电线杆、石墩、井盖等还需要盲道绕行，甚至还有很多断头盲道，并没有从视障者的实际需求考虑。（A12）

城市盲道等公共基础设施看似惠及视障群体，实则利用率低下，有光感的视障者尚能沿着路边走人行道，部分全盲者甚至难以独自出行。据《2016年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近30%的视障者因视力局限很少外出。

我们按摩店里有一位全盲师傅，其实住的也不算远，但之前每天都靠家人接送或帮忙叫的士，怕他单独出门遇到危险，出行很不方便。（A7）

英国剑桥大学地理学学者艾什•阿明（Ash Amin）认为，基础设施具有社会性，不仅关切着个人生活，也能被当作一种聚集社会力量和争取资源的中介。占用盲道等乱象背后是不同主体对公共空间资源的争夺，尤其是那些可见的、可接近的物质基础设施，如在盲道上停放车辆和商铺的临时摊点等。在数字基础设施尚未普及的时代，视障者在空间资源争夺上往往陷于被动，城市道路中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不断增多与乱停乱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因难以辨别车次而需要明眼人帮助，视障群体的活动空间极为受限。这些障碍不仅削弱了视障者出行的能动性，也使盲道变成一种被创造又被挤压、甚至不属于视障群体的空间。虽然政府已出台且逐渐落实多项关于残障人士交通出行的政策，但视障者的出行仍存在辅助工具和空间资源缺口。

数字技术发展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向智慧化的新阶段。IBM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白皮书中，将智慧城市定义为“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数字技术将万物数据化并全面互联互通，使城市生态能够被有效感知和监测，在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合加工后，生成关于城市运转的全面影像，实质是以更科学的方式进行城市生态管理。基于代码的算法技术嵌入到建筑环境中，并在移动智能设备的配合下重新配置了城市的空间资源，不仅城市物理基础设施变得可编程，居民也能凭新技术重组自我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联结。

相较于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系统对居民而言具有不可见性，主要是设备层和网络层。首先，网络基站、海底电缆、大型服务器等构成数字基础设施的实体工程，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具有不可接近性。其次，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连接系统不是从头出现而是嵌入式的，不断被连接到传统的基础设施内部；它是连接的、重叠的、交织的、综合的、系统的，将物、技术和人的行动融为一体。这种不可见性有利于控制城市中不同人群因生理机能差异而潜在的资源争夺与侵占等现象，科学管理城市资源并推进社会公平。而个体也能通过移动终端来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层和内容层直接交互，重塑人们日常生活的感知与行为方式，也影响着视障者的城市生活实践。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型基础设施变革都会带来社会整体性转型，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城市基础设施能否有效惠及视障群体？视障者能否改善以往在城市空间的被动处境及面临的出行障碍？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二）生活在屏端的“领航人”

科幻剧《黑镜》（Black Mirror）曾描绘人们生活在被电子屏幕包裹、只能与屏幕中的虚拟世界互动的情景，连开心、愤怒、谩骂等情绪也都是朝向屏幕，由此反思技术发展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影响。当今人们日常生活已然被各种形态的屏幕所包裹，从私人领域的电视、电脑、手机等设备，到城市公共空间的各种LED显示屏、刷票机等，城市生态越来越屏幕化。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屏幕带来新变革，衍生出可交互的数字界面，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基本都配有交互界面，成为人与机器系统的“黏合剂”。在数字时代，交互界面嵌于屏幕，连接着现实、虚拟等多维空间，为人们穿梭于“人、环境、机器系统高度融合”的城市复合空间而导航，智能手机作为主要移动终端，成为这种新型可导航空间的“智能桨”。

而对于视障者，“智能桨”能否领航的关键在于屏内信息是否可读，即数字“盲道”与“盲杖”的配适情况。有研究表明，辅助技术在残障人士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导航方面。2022年8月2日，研究者观察了研究对象A2从按摩店步行至附近商场，行程约700米，需经过一个交通信号灯。根据现场观察和A2的讲述，流程可描述为：首先将手机靠近耳边，在读屏功能辅助下打开高德地图，边听边摸索着输入目的地（由于盲文只学字音，输入法会以词组形式描绘具体字形，如“你好”的“你”）；然后导航时一只手拿着手机听语音指令，另一只手拿着真实盲杖沿人行道行走（并未使用盲道），行动流畅自如；随后在语音播报交通信号灯路口停下，以耳朵辨别车流声音来源，并依靠微弱光感向身旁路人确认是否能通行。除了过信号灯，视障者基本能在数字“盲杖”和真实盲杖的辅助下独自出行，其他研究对象情况类似：

有智能手机后出行方便多了，也可以一个人去陌生城市。虽然导航有时候定位不准，但只要可以读屏，一般都能摸索着解决出行困难，或者问周围明眼人。而且我读书时也学过定向行走，有训练方向感。（A14）

城市中相对连续的无线网络覆盖，不仅使移动终端连接成为可能，也便利了环境传感器的安装，可以在短距离内探测各种城市现象，如温度、湿度、邻近程度等，城市本身也成为可感应的有机体。目前有些城市已推出带语音提示功能的交通信号灯，可为视障人士播报红灯绿灯情况，但嘈杂的车流环境也存在听不清外扩音、混淆直行和转弯音源等安全隐患。当听觉代替视觉来感知信息时，对人所处环境的要求更高，譬如视障者在雨天出行会因雨声干扰而难以辨别方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考虑复杂多变的实际环境。若传感器技术能直接将信号灯与手机导航系统连接，当视障者行走至信号灯路口时手机会自动播报，或许更安全便捷。但相较传统盲道，数字“盲道”既可隐于城市现实空间，又能在视障者的亲身体验与反馈中不断完善，其中渗透着与数字技术协商的辩证过程。

对于市区远距离出行，本文研究对象均谈到乘坐网约车的便捷性。研究对象A3曾向笔者演示了用手机叫车的流程。因为经常坐网约车，A3对“滴滴出行”软件的操作界面非常熟悉，能准确找到屏幕上需要点击的位置，并且视障者一般会将读屏功能的语速调快2至4倍，所以整个预约流程与笔者同步演示叫车耗时差不多。当然，数字“盲杖”的使用离不开“盲道”系统的建设，滴滴出行也在持续优化APP信息无障碍功能，避免因关键信息无法读取而带来新的阻塞。

凡事都是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滴滴打车很方便，能实现点对点接送，不像以前乘坐出租车需要明眼人帮忙拦车，因为我也不能分辨路过的是不是出租车。（A3）

类似情景也存在于城市公交系统。视障者以往乘坐公交车需要向明眼人询问车次，难以单独乘车，而依托物联网、GPS、GIS等技术建立的智能公交系统为视障人士出行带来新变化。研究对象A11是北京的一位按摩医师，日常乘公交往返于家和工作单位，在读屏工具和实时公交软件的协同配合下独自完成出行。

以前经常是我爸送我乘车，但有了这个智能系统我自己就行。手机软件可查询我要乘的车辆何时进站，到站时也会有提示，这样就不容易坐错车。但缺点是需要实时刷新页面了解车次情况，不太方便。（A11）

在杭州和武汉生活过的研究对象A4描述了在两个城市的乘公交体验：

在杭州，盲人可以和明眼人一样独自坐公交，手机软件上也会即时播报车次，不会因等太久而着急。在武汉，即便有智能公交系统，也存在因堵车而播报延迟、改了路线却没更新语音系统等软件细节问题。这些对明眼人可能影响不大，但对我们会带来很多麻烦。（A4）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关切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方力量的塑造，在以明眼人为主导的城市建设中，明眼设计者与视障者对技术不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影响着屏幕实践，当视障用户与技术系统交互时，基础设施的部分细节问题会放大。譬如若公交车到站信息播报延迟，具有视知觉能力的明眼人对车次未到有确定感，而视障者则更担心是否已经错过车辆；在日趋屏幕化的城市生态中，也并非所有屏幕都可读屏，如在营业厅办理银行业务时，部分线上流程需明眼人协助才能完成，不可读屏的屏幕对于视障者即为一张“无字白纸”。将城中人的身体活动纳入城市基础设施的演进，也使他们密切参与到空间权力的流转。数字基础设施具有可编程性，数字“盲道”与“盲杖”存在的问题能在视障者具身体验的协商中不断完善。在数字时代，视障者逐渐走出以往局限的生活空间，通过身体的、甚至亲密地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互动行为，在揭示可见城市之下细致纹理的同时，也在技术协商中自主参与到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

虽然目前数字“盲道”与“盲杖”尚不完善，但在整体上弥补了视障者日常出行面临的工具缺口及空间限制，出行方式选择也更灵活多元。关键在于视障者能否主动走出来，并与数字基础设施互动，参与到更开阔的、互联的、流动着的城市公共空间，增强行为活动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如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在街上行走的人，都是斯芬克斯，都是下凡，或降临，都使人间增加了神秘，击碎了原有的数据结构，给城市空间注入新的神秘。在数字“盲道”与“盲杖”的协同配合下，视障者也从“暗夜潜行”变为穿梭于城市复合空间的“领航人”。

五、在门之后：从“单一颜色”到信息万花筒

回溯人类文明演进史，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信息传播与感知方式的变化。视障者的信息交流长期依赖面对面口语传播，如古希腊行吟盲诗人荷马，在七弦竖琴伴奏下传唱古希腊历史、战争与神话。到了文字印刷时代，盲文的发明让视障者能通过触觉感知纸张上的信息，以手指点读的方式来理解由不同凸点组合而成的文字。触觉是失去视、听觉能力的海伦•凯勒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手被定义为‘理解的器官’……我用手捕捉和控制自己在物质、思想和精神这三个世界中发现的一切”。阅读与书写盲文成为一种心灵“触按”，人类历史文化在视障者的指尖流转，信息得以保存并传播。到了电子时代，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兴起让声音复制与传播成为可能，听广播、听电视成为视障群体在大众媒介时代重要的信息来源。

然而，无论是触摸盲文还是听广播、电视，视障者的信息感知方式往往依靠触觉或听觉单一感官通道，信息内容本身也以线性叙事文本而呈现，视障者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不同于口语时代的面对面交谈，大众传播时代以视觉信息为主导的传播特性，也让视障者感知到的信息量大打折扣，高成本、低效率的盲文出版也难以满足视障者的精神需求。信息交流难题给视障者带来“心”的束缚，在信息感知方式和交互内容方面存在障蔽。

（一）触听协奏的信息感知方式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的信息感知体验，主要表现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和内容层面。迈克尔•海姆以“超文本”（supertext）来描述数字生态的信息感知。用户不再用一种线性的、一页页、一本本的方式，而是以直觉的、联想的方法将信息链接起来，超文本培育了一种由直觉和联想的跳跃所激励的学问。这种基于直觉和联想的跳跃能让用户自主配置信息资源，交互过程中的感官参与度更高，在即时跳转、拼贴组合中实现对文本的理解。在读屏功能的协助下，视障者能根据语音播报和手部指令找到所需要的信息，也即前文讲述的、听觉触觉配合来操作数字“盲杖”，而基于超文本的界面设计成为铺设的数字“盲道”。

现在了解信息的渠道拓宽了。我属于精神世界比较丰富的人，当我去找寻精神世界共鸣的点，用手机的语音助手siri或者读屏手动查询都能马上找到。但在读盲文时遇到问题，查询就很不方便，一般都是问其他人。（A1）

以前听收音机或电视，如果有地方没听清也不能弥补，感觉自己很被动。现在在手机上听书、听新闻随时可以暂停和回放，不懂的地方用手点击就能及时检索。（A13）

数字时代的信息越来越以非序列、可交互的开放式动态组合来呈现，视障者在信息获取时的身体参与性和自主性也越来越强。这种触听结合的信息感知方式在游戏体验中更为明显。2022年7月28日，研究者在按摩店观察了研究对象A9与研究对象A20线上组队玩手游的过程，两人是在“听游江湖”（盲人手游）里认识的朋友。该游戏页面由八个触控圆点组合而成，黑底且无图像特效，不同圆点代表菜单的不同指令，配合语音播报与手机震动来完成相关操作。游戏内容以故事讲述的形式呈现，搭配各种情节音效，类似于可互动、沉浸式小说。

根据提示来完成情节任务，操作手势也很简便。这个游戏的音效很逼真，立体感强，想象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情节也丰富多彩。（A9）

A9在游戏操作时的手部活动和触感反馈极为灵敏，并用微信发语音和A20保持“异空同时”的交流，能熟练且流畅地在两个界面来回跳转，这些信息感知体验在大众传播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用户在操作界面时，智能手机往往会伴随一定的系统自带音效和震动，如人脸识别解锁时会有开锁音效、返回主页面的特定震动等，即便看不到屏幕也能感受到操作的确认感。数字时代视障者在信息获取时的感官参与不断升温，在触觉和听觉的配合下航行于虚拟空间，对信息的感知力与掌控力也随之增强。

然而视障者长期“生活在时间里”，依赖线性知觉、感触一个个间断的“点”来认知外在不可见的世界。感官完整的我们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中，而盲人世界里却只有时间，因为盲人总是按次序获得感觉（触、听、嗅）来建构世界，不能像有视力的人那样同时用视觉感知，所以无法瞬间获得视觉形象。超文本的典型运动“跳跃”打乱了思维的逻辑轨迹，不再遵循传统的一步步的逻辑环节，对于明眼人，依靠视知觉可以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与转换，而视障者不仅需要时间适应新的身体感知习惯，也会存在界面跳转过频而难以掌控、界面冗余语音提示或没有提示等问题,譬如在使用软件时突然弹出的广告页面，误触某些订单按钮无法再取消，需跳转多个页面时每次重复读屏浪费时间，等等。人们所使用的软件基本都由明眼人研发，设计者受视觉形成的媒介感知机制影响，在软件设计时无意识地给视障者带来潜在障碍。

通常，身体经验会对技术形塑认知的过程产生影响，媒介技术的细节问题往往在视障者的交互体验中才会慢慢显现出来。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视障者也能直接参与到软件开发与编程项目中。如2018年Google无障碍团队开发了一款产品“Lookout”，可帮助视障者识别周围环境。谷歌无障碍团队的工程师很多为残障人士，结合其亲身经验及专业技术，可从软件开发源头细致考虑视障者的信息感知方式与实际需求，将感官知觉带到后台，实现应用程序与视障用户之间的“互融互思”。在人机交互前景下，视障者不仅重获身体特权的代理感，也能不断重写代码以调适自身的信息感知体验，实现自我供给。

（二）可亲近的平台“星丛”

“融合”是媒介基础设施在数字时代的关键概念，数字技术推动了大众传播时期以视觉延伸为主、各信道分离的媒介形态重新聚合，实现图文、声音、影像等的协同配置。以往除了听广播，视障者在文本、影像等信息的接收上与明眼人存在差距，专用盲文读物也难以普及，信息链单一、不完整、有滞后性甚至不可接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各种信息编织进一个完整场域，通过可交互界面来显现。信道和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杀了各种媒介的个体差别；一旦光纤网络将先前各异的数据流转换为标准化的数码序列，各种媒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对于依赖触听通道感知信息的视障者，以文字和声音信息为主的媒介转码让海量信息变得可亲近，也是数字“盲杖”的运作理念。

只要能读屏、能转成声音的内容基本都可接触，关键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听的理解上。我们也听新闻、刷抖音，也能和健全人甚至聋人顾客用文字-语音转换交流。除了图片信息不好把握，基本上能和明眼人同步了解信息，不像以前好多事情都是听别人说的，我们自己根本接触不到。（A8）

目前读屏功能可对图像中的人物、事物、风景等进行简单分类，如一个人、一棵树，但难以描绘复杂的图像信息，视障者一般直接忽略图像文本或根据文字描述来推测图中内容。而当需要操作滑块、拼图验证码时，只能请明眼人帮忙。一个人的基础设施可能变为另一个人的难题，健视者习以为常的视觉信息表达或许对视障者造成一种新的区隔，所以需要完善图像-声音转换等技术细节，不断弥合因生理差异带来的信息鸿沟。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从最初的媒介形态融合发展为社会性全面融合，人类世城市日趋平台化，不同信息与服务在数字平台聚散流转，如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全球民宿等，形成一个平台“星丛”，人们的衣食住行也被编织进可感应的网络计算系统。城市云计算平台接通城市与互联网，使城市对于每一个用户成为一片“云”。据研究者观察发现，本文研究对象所使用的应用软件与明眼人基本一致。相比为视障群体开发特殊应用软件，视障者更希望实现已有软件的无障碍支持与优化，更青睐和明眼人成为同一平台“星丛”里的一片“云”，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明盲之间的边界在逐渐模糊。

我觉得没必要专门做一个软件给视障群体使用，有些单独开发的版本操作起来可能更繁琐，比如美团的无障碍版本每个页面只有一个主题。视障者其实更希望能融入到这个集体中，而不是被特殊对待。（A15）

我们就是在健全人基础上失去了光明，其他并无两样。就像手机的摄像头坏了不能拍照，但其他功能还能正常使用。现在科技越来越便利，明眼人能做的很多事情，盲人同样可以，只是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练，希望大家能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我们。（A18）

残障具有社会性。以往大众媒介所建构的视障者形象，较多的是将视障者报道为“身残志坚”、不屈地与命运抗争的形象，或者是扶助的对象，对视障者主动的社会融入经历和故事关注不够。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底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了这一言说渠道，异质群体在数字平台汇聚，融合了人与非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多维时间、异质空间等。依托数字“盲道”与“盲杖”，视障者也得以推开心门，冯“虚”御风，畅游于无垠之精神世界，自主配置信息资源，不断拓展智识和思维能力，在融入社会的同时也在经历一场自我主体性与生命力的重构。如前文所言的使用智能手机日益融入城市生活的视障女孩暖暖的经历，“我想鼓励更多残障伙伴找到自我。不要做一个依赖别人的人，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残障者就放弃很多东西，想要去拥有的（生活）就可以去争取”。眼盲并非心盲，譬如视障者也可从事IT行业、网络直播、录制有声读物、网络文学创作等，在身体-技术的协商中拓展多元生存空间。

当然视障者也是与明眼人同样具有人类通性的普通人。失明不若博尔赫斯所描绘的“如黄昏徐徐降临的诗意”，又或者如盲先知忒瑞西阿斯、盲歌手德摩道科斯等有“通神”的能力。视障者并非都听觉触觉灵敏、记忆力和想象力超群，而是在视觉通道受阻后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感知，自我训练习得。所以技术可及之后需考虑在不同视障个体间的“啮合”差异，明盲之间也需要一定耐心，尊重视障者在和技术的不断协商中找到自洽的平衡点。

六、结语：“在技之在”与盲态舒展

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渗入人类世城市生态的深层逻辑，人在城市中生活必然会涉及到与数字技术的接洽，本雅明所言“技术之乡的吹花”愈发变为幻象。依托数字基础设施系统搭建的数字“盲道”与“盲杖”，视障者得以走出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建设与大众传播时代的时空背景下，其发展过程中无意识地给视障群体带来的身与心的“围困”，成为视障者走出封闭感，自主配置城市资源并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接口。

然而数字“盲道”与“盲杖”所承载的交互意义不仅仅是“走出去”，背后也渗透着从数字技术到盲态身体再到社会融入过程中技术对身体的驯化和数字包容等问题。视障者的数字生活实践也不再是技术“可及”与“不可及”的二元问题。视障身体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突破因生理差异带来的重重区隔，将技术内化为身体感知能力的一部分，成为与技术系统共融共生的新型主体。在日趋算法化的、如魅影般的、瞬息万变的城市景象中，盲之存在成为“在技之在”——视障者得以走进公共空间，在具身体验中与技术进行持续的、多层次的协商，以这种动态交织的感知方式来洞悉城市社会的变迁，这也是视障者能“在城之中”游走和“在门之后”交流的关键。而“在技之在”重塑的自我主体性与能动性又推动了视障群体的“盲态舒展”——数字技术逐渐弥合明盲之间的感知官能差异，打破视障者以往屈居一隅的低温关系隔膜，逐渐淡化自我在生理与心理上消极的特殊感，并在淡化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对“所有人”的共同重视。这些联结最终都指向了人与技术共生的多维意义空间，视障者的城市生存也变为由数字基础设施架构的赛博生存，在与技术耦合中更好地融入赛博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

数字“盲道”和“盲杖”也并非能完全配适，当技术出现故障或不可及之处，视障者则需自我调节来弥补基础设施的缺陷，人体成为基础设施中越来越重要的元素。鲁宾（Rubin M）等提出了“人即基础设施”的概念。人、充满权力的社会关系和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相互影响，人体为不足和不适当的基础设施动员与增强，在弥补资源不平等的同时生成新的基础设施。视障者的城市生活离不开技术支撑，并在调节自身以习惯技术系统的运作中完成对技术的反哺，尤其是可编程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在激发视障者能动性的同时也在协商中实现自助，通过视障群体日常感知经验的反馈来实现技术系统的更新升级，让视障者也参与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明眼主流社会对技术的垄断。人人都潜在视力衰退或眼盲的可能，完善技术包容也是在惠及每一个人。

以数字技术为基底的城市基础设施不再是纯粹机械运作，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系统，打破人与非人、残障与健全、自然与技术、城市与乡村等二元要素的界限，在融通互惠中编织成一张异质而又相互关联的城市之网，人在网中集结、流动又各安其位，维持着基础设施系统的运转。本文从城市中视障者关切的出行、信息交流问题来透视其与数字技术交互、协商的意义，在身与心实现“突围”之后，视障者如何实践公共场域的各种身体互动、如何在信息堆叠中警惕数字囚笼与陷入心盲枷锁等问题还需进一步关注。当然视障群体也只是数字基础设施生态中的一个面向，其他异质群体又如何主导基础设施实践、又会有怎样的新发现，也需要更多从基础设施式研究视角的田野探索与商榷，以期谋求人类文明的共同福祉。

作者：陈刚，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006；李沁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6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5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