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奇迹”:一个内部思想市场的解释——兼与罗纳德·科斯商榷
2021-04-13 13: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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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论前沿   毕先进 刘林平

摘要

本期推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毕先进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林平发表在《中国研究》(第26期)上的《理解“中国奇迹”:一个内部思想市场的解释——兼与罗纳德·科斯商榷》一文。科斯提出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没有活跃、自由的思想市场,“解放思想”亦不能成功。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本文认为:其一,经由解放思想而形成的“内部思想市场”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奇迹;其二,科斯关于中国的思想市场与“解放思想”之间关系的论断,有倒果为因之嫌;其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可能与“内部思想市场”的特点有关。对待“解放思想”的态度变化,造成思想市场的波动,这可能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总体保持前行,但又时有曲折的原因之一。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在与其助手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及,“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因思想市场的缺位而险象丛生。这个缺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严重的瓶颈。自从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要‘解放思想’,但没有什么比活跃的思想市场更能解放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如果没有自由思想市场,任何‘解放思想’的行动都注定要失败。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科斯、任宁,2013: 260)。科斯强调,“……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2012:243)。在科斯看来,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瓶颈,没有活跃、自由的思想市场,“解放思想”不能成功。

科斯对中国变革的关注让人感动,“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科斯、王宁,2013:封面)。从思想市场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在经济学界独树一帜,简洁却又颇具启发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三点有待商榷:其一,科斯所谓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之根源,但“缺乏”并非没有,否则,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其二,科斯对思想市场的论述过于宽泛,且未对思想市场进行类型学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不但有思想市场,而且不止一种类型,正是因为存在不同类型的思想市场,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呈现前行而又曲折的局面;其三,科斯认为只有活跃的思想市场才能成功地“解放思想”,在笔者看来,有因果倒置之嫌,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来看,可能正是因为执政党和政府推动的几次“解放思想”(原因),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科斯的“内部思想市场”(结果),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社会经济后果)。从思想文化入手理解经济社会变迁,在社会学界向来多见,但在经济学界相对少见,这可能也是“造就”科斯的原因之一吧。

本文基于两个背景和一个现实。背景之一是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奇迹,科斯的思想市场理论即其一;背景之二是思想市场理论发展的简要脉络,从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萌芽,落脚科斯的《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以及《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个现实”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扩展科斯思想市场的概念和类型划分,厘清“解放思想”与思想市场的关系,为“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来自思想市场的解释。

01
理解”中国奇迹“

改革开放40余年,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包括两个重要维度:经济腾飞与政治稳定。经济腾飞即经济社会奇迹,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型:其一,国民经济大幅提升,中国由一个落后的经济体迅速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二,体制转型,即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三,社会结构转型和人民生活的现代化(阎小骏,2017: 1 ~3)。对政治稳定的解释涉及五个方面:转型与稳定、国家弹性与刚性、政权吸纳、预防式管控、学习型政权(阎小骏,2017: 4~ 17)。

对“中国奇迹”的理解或解释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较短时间发生“巨变”,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告别苏维埃模式后,并未选择西方模式,而是走上一条独立探索的“中国道路”,这本身就具有重大价值(郑永年,2009)。其次,拓宽转型理论的解释范围。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在动力来源、基本特点以及发展方向等方面,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异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其进行研究,可以拓宽转型理论的解释范围。最后,发展现代化理论。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社会发展变迁可以归结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因此可与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对话,并对之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奇迹”呢?较具代表性的理论解释有如下四种。其一,比较优势理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269 ~270)其二,“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巨变”特征的概括。以郑永年为代表的学者将其分为中国政治模式和中国经济模式:中国政治模式主要讨论经济改革或发展所需的政治保障,比如政治改革、社会政治秩序、产权保护、社会正义等;中国经济模式则涉及混合所有权制度、出口导向与内部需求、政府和市场关系等方面(郑永年,2009)。其三,“中国体验”。“中国体验”注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以周晓虹(2013,2014)为代表的学者对1978 年以来由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中国人在价值观、生活态度以及社会行为模式方面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经由对“中国体验”进行研究,可在精神层面赋予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其四,创造主体论。创造主体论认为理解“中国奇迹”需要理解农民,理解农民则需要理解农民理性,从农民理性的扩张来解释“中国奇迹”的形成(徐勇,2010)。

综上,比较优势理论侧重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和宏观发展战略转轨理解和解释“中国奇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基本特点的概括,多为描述性分析;“中国经验”则关注经济社会变迁对价值观念的形塑作用;创造主体论侧重从创造主体一农民及农民理性的扩张来理解“中国奇迹”。以上观点各有侧重,对中国社会自1978 年以来的“巨变”的深层动因分析和解释的角度各有不同。如何对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中国奇迹”进行解释,尚有必要引人新的理论或视角。科斯所提出的思想市场理论即新的理论视角之一。

02
思想市场:从弥尔顿到科斯

(一)思想市场:萌芽与发展

科斯在1974年发表的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一文中曾多次引用英国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中的观点。1644年,弥尔顿向英国国会提交了题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说词,其关于思想市场的论证大体可总结为三点:第一,思想市场不同于商品市场,思想市场的地位高于商品市场;第二,对出版品发放许可证是对学者、学问以及普通人的侮辱和冒犯,出版管制会破坏真理;第三,在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中,真理最终会战胜谬误(弥尔顿,1958)。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观点被学术界视为思想市场理论的萌芽和最初的形态(吴飞,2003)。

1859年,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关于思想言论自由的讨论是对思想市场理论的发展。在《论自由》一书第二章“论思想言论自由”中,穆勒(2011: 18)指出:

……但是禁止一种意见的表达,其独有的罪恶之处在于,它是对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剥夺;并且这种剥夺对那些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人,比对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甚至更大。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机会同样大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

在第二章的结尾,穆勒对意见自由和意见表达自由对人类精神幸福的必要性总结如下:首先,4种被压制而归于沉默的意见,我们未必不知道它极有可能是对的;其次,错误的意见通常包含部分的真理,只有在与反面意见的碰撞中,真理部分才可能得到彰显;最后,正确的意见或真理,只有经过挑战,才能真正为人们所理解(穆勒,2011: 58 ~59)。

弥尔顿和穆勒均强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反对权力对思想自由的压制,认为真理在与谬误的自由辩论中必将取得胜利。弥尔顿和穆勒为思想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并对美国的司法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吴飞,2003;王莉丽,2014)。美国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曾受穆勒《论自由》的启发(谢小瑶,2016),在1919 年的“艾布拉姆斯案”(Abrams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提出了“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的概念,并指出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竞争是至善社会形成的条件和检验真理的最佳方法,从而在司法领域为保障言论自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王莉丽,2014)。

多元化思想的存在是思想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王莉丽,2014)。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科学与市场的类比着手,对思想市场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进行讨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均对合作、交换、报酬、效率等有所强调,同时指出现代科学是自由思想市场的产物(弗里德曼、弗里德曼,2008: 25)。无论是在商品市场领域,还是在思想市场领域,弗里德曼均坚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交换之所以能在思想市场中发生,是因为交换双方的思想存在差异,能够经由交换不同的观念而获利。由此可知,不同意见、观念、思想的存在,是思想市场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思想的一元化,则不会出现意见、观念和思想的交易,思想市场便无从产生(吴飞,2003)。因此,多元化思想的存在,使思想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

(二)思想市场:自由放任,还是政府管制?

与商品市场理论相似,思想市场理论同样存在自由市场和市场失灵两大发展进路(王莉丽,2014)。弥尔顿、穆勒、霍姆斯和弗里德曼等关于思想市场的讨论,均属自由市场进路。自由思想市场理论的基本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四点:其一,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二,相信人的理性在辨别思想真伪或真理与否中的力量;其三,在思想市场中,如能自由竞争,则真理必胜;其四,反对在思想市场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和管制(吴飞,2003)。

市场失灵派认为发生在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中的市场失灵,同样会发生在思想市场领域。在经济学中,市场失灵通常包括负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思想市场的市场失灵情形与通常所谓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中的市场失灵类似(张治中,2017)。思想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受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通常会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另外,在思想市场中,同样存在外部性问题(金祥荣,2010: 8)。市场失灵派认为,在思想市场中,如果没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同样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损害资源配置,乃至危及社会稳定等。因为思想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所以思想市场与商品和服务市场一样,需要政府管制。科斯和波斯纳是这一理论进路的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思想市场是否需要监管的讨论,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特点。在威权国家,私人难以垄断思想市场的供给,而政府有可能使用公权力干预和垄断思想市场,如封锁政府之外的思想和言论表达;在宪政国家,因为政府行为是在宪政约束下进行的,故难以垄断思想市场(冯兴元,2014)。一种颇为保守的看法是,对思想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以防市场失灵导致的不良后果;在此基础上,保持思想市场的开放,通过自由竞争来淘汰谬误。

(三)科斯之忧:自由思想市场与中国转型

本文对科斯思想市场相关观点的分析和讨论主要基于三篇(部)文献:一是科斯于1974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一文;二是2012年《学术界》刊载的科斯的《中国改革: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发展》;三是科斯晚年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国内学界所谓的思想市场多从“market for ideas”翻译而来。在《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一文中,科斯将思想市场定义为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是知识分子经营的市场(Coase,1974;科斯,2010)。科斯(2010:79)对“商品市场中需要有政府管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这一总体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检视。政府为何在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思想的自由市场之信念与商品的自由贸易价值之信念并非同根同源”(科斯,2010:80)。知识分子的自利和自尊,会导致高看思想市场从而贬低商品市场的倾向。科斯认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待所有的不同类型的市场都应该采用相同的方法。在现实中,思想市场可能同样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有必要对思想市场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

科斯晚年在论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时,曾多次提及自由思想市场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弊端,险象环生,其根源在于缺乏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科斯,2012)。在经济、教育、法律和政治等领域,均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科斯、王宁,2013: 253);在思想的创造、传播以及消费的整个过程中,从教育体系到媒体都在政府严格的管理之下(科斯、王宁,2013:250)。科斯在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时指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缺陷以及经济问题的症结,皆可归因于缺乏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将导致科技创新乏力,中国经济难以保持高速增长,无法进入全球科学和技术的领先行列。而缺乏自由思想市场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对骚乱的恐惧。科斯进一步指出,活跃的思想市场是“解放思想”的关键,在现代经济中,思想市场对人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组织容易陷人权力和信息的双重不对称,而自由思想市场可以克服官僚政府或大型组织的弱点,使决策者获得有效的信息。科斯认为,思想市场的崛起、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只有具备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进而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通过充分发展思想市场,使知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能具备更大的可持续性(科斯,2012)。

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是从解放思想、开放思想市场开始的,其命运也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这)是科斯留给中国、留给世界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遗言。”(张曙光,2014:34)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科斯的思想市场思想呢?

首先,科斯对思想以及思想市场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在经济学中可谓异类,但在社会学中并不鲜见,如马克斯·韦伯就有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间关系的讨论(韦伯,2007)。

其次,科斯早期在对思想市场讨论时,指出思想市场需要监管;但在其晚年论及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时,却只强调了自由思想市场的重要性,对监管与否未置一词。如何监管、谁来监管,科斯并未进行解释。

最后,也是本文最为关注的,科斯的自由思想市场在解释“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时存在不足。科斯认为,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弱点是缺乏思想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缺乏思想市场并不意味着没有思想市场(冯兴元,2014)。按照科斯的逻辑,改革开放40余年来,如果完全没有思想市场,那么中国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奇迹就难以解释。从邓小平开始,就强调解放思想,其“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之一,便是创建了一个有限的、党内的“内部思想市场”,这个思想市场具备若干不同于科斯所谓的“思想市场”的特点,但也足以支持改革开放40余年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解放思想”创造了一个“内部思想市场”,部分地解释了40余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另外,在不同时期,中国的民间思想市场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本文认为,正是因为存在一个“内部思想市场”,其特点以及不同时期“内部思想市场”活跃程度的不同,塑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和复杂多变的样态。

03
解放思想与内部思想市场

科斯对思想市场的讨论,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论述并不严格,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冯兴元,2014)。本文认同科斯对思想市场重要性的分析,但认为科斯关于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科斯,2012)这一论断存在一定问题。按照科斯的逻辑,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思想市场,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见图1)。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1988年为15180.4亿元,1998年是85195.5亿元,2008年则达到319515.5亿元,2018 年高达900309亿元。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

我们再来看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自1978年以来的变化趋势(见图2)。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有两种,一种是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的定基指数,另一种是以上一年为基期计算的指数。图2使用第二种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绘制而来。图2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并非直线上升,而是呈现不规律的变动。在特定的年份,达到峰值或降至最低,这可能与当年思想解放或急剧收缩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图1和图2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增速出现较大变动的现象。如果按照科斯在《变革中国——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中的论述,则无法对此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由此呈现了一个矛盾:如果中国不存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经济则不会持续增长;如果存在自由的思想市场,经济增长就应该持续强劲。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存在增速波动较大的现象。从科斯的解释逻辑出发,本文的解释是,中国“缺乏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但并非没有。中国存在思想市场,由此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存在类型不同、解放程度不一的思想市场;“内部思想市场”的特点及其活跃程度,在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了中国市场经济之路的曲折前行但问题丛生的局面。

(一)“解放思想”缔造了一个“内部思想市场”

“内部思想市场”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思想”而形成的一个有限的、在党内相对自由的思想市场。所谓“内部”,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内部。从科斯思想市场的理论视角出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多次对“解放思想”的强调,其后果之一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创建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内部思想市场”。这个思想市场与西方相比有其自身特点,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

“解放思想”是“内部思想市场”形成的关键。在科斯的论述中,活跃的思想市场是原因,而“解放思想”是结果,即“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要‘解放思想’,但没有什么比活跃的思想市场更能解放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如果没有自由思想市场,任何‘解放思想’的行动都注定要失败”(科斯、王宁,2013:260)。本文认为,中国的现实表明,“解放思想”是原因,而思想市场是结果。自1978年改革开放一甚至更早,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基础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两个凡是”,冲破“个人崇拜”,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使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第三次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冲破姓“公”姓“私”桎梏,破除了“所有制崇拜”,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马立诚、凌志军,1998)。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推动的“解放思想”造就了一个范围相对明确、领域相对集中的“内部思想市场”。

(二)民间思想市场助力解放思想

民间思想市场不同于“内部思想市场”,主要是指来自社会层面的不同群体的思想产品、思想活动以及思想组织等。关于民间思想市场,在此主要强调三点。

其一,民间思想市场从未消失。与科斯所认为的中国缺乏思想市场不同,本文认为,即便是在特殊年代,民间思想市场也从未消失。例如,人类学家朱晓阳于1978 年在云南昆明参与的“地火”民间文学社(朱晓阳,2010:6),围绕《今天》杂志社形成的知识分子群体(徐晓,2016),以及散落在许多知青回忆录中的关于读书、思考与讨论的群体等。编制“地下刊物”、阅读“禁书”、开展讨论等均表明民间思想市场一直存在。

其二,民间思想市场助力“解放思想”。以1978年的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为例,此次思想解放固然离不开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正是对这篇文章的争论、宣传、推广,最终推翻了“两个凡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马立诚、凌志军,1998:57)。此外,诸如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各种形式的民间智库、学者群体、非政府组织等,在引进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政策建言、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斯“边缘革命”一说,亦可从民间思想市场角度加以解释。

其三,“内部思想市场”是民间思想市场的一个巨大进步。民间思想市场固然在观念塑造方面有其作用,但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完全无法与“内部思想市场”的作用相媲美。也可以说,民间思想市场主要从边缘或社会层面推动社会变革,如科斯所谓的“边缘革命”;而“内部思想市场”则可能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前途,如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讨论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04
余论

“科斯之忧”,即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没有活跃的思想市场,解放思想不可能成功。从思想市场的角度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特色,但由经济学家提出,则耐人寻味。

基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本文认为,“科斯之忧”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首先,中国可能如科斯所说“缺乏思想市场”,但并非没有思想市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经由“解放思想”,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自由思想市场的“内部思想市场”。正是这个特色鲜明的“内部思想市场”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其次,本文认为,中国不但有思想市场,而且不止一种类型。本文初步讨论了中国存在的两种思想市场,即“内部思想市场”和民间思想市场。民间思想市场助力“解放思想”,从而间接作用于“内部思想市场”,“内部思想市场”相对于民间思想市场意义更为重大。最后,科斯认为,如果没有活跃的思想市场,解放思想终归失败。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表明,正是“解放思想”创造了(内部)思想市场,解放思想是因,思想市场是果。从科斯的逻辑出发,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民间思想市场的助力下经由“解放思想”所创造的“内部思想市场”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有限的、局部的“内部思想市场”可能是中国为改革而转型尚未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又能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无论是从雅诺什·科尔奈(2007)的观点来看,还是从邓小平的若干讲话来看,中国当下进行的都只是改革,而不是转型或转轨。如果从思想市场的角度进行解释,可能的原因则是中国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市场只是一个有限的“内部思想市场”,而不是科斯所说的“自由思想市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81年的历史表明,“内部思想市场”几乎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其走向。当“内部思想市场”相对活跃时,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充满生机;反之,经济社会发展则历经曲折。总体而言,一个思想解放的、强有力的“内部思想市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所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成就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强国家所推动的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即政治因素对市场有干扰、经济效益低下和社会创造不足(赵鼎新,2016)。

周雪光(2018;6)在对改革开放40余年进行回顾时指出,“只有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过程才能保持持续积极进取的动力。这正是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力的缘故”。“这些地方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因地制宜,有效缓和当地矛盾,释放了正式制度和决策失误造成的张力,反而弱化了制度性变革的压力。”(周雪光,2018:5)这些论断在思想市场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文献来源:《中国研究》(第26期)(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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