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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右翼思想领袖卡瓦略的世界帝国理论

作者：维克多·布鲁诺（Victor Bruno）

译者：黄致韬

法意导言
奥拉沃·德·卡瓦略（Olavo De Carvalho）是巴西著名右翼作家、思想家，其思想对当今的巴西思想和政治有巨大的现实影响。在卢拉时代结束后，卡瓦略的思想影响了整个巴西的右翼思想进程，并对现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产生了极大影响，博索纳罗内阁的好几个部长人选，都是经卡瓦略推荐得以任命，因此可以被称为当之无愧的“国师”。
罗巴西皮亚迪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o Piauí, Brazil）教授维克多·布鲁诺（Victor Bruno）于2019年在《政治学评论家》（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发表文章《哲学、神秘主义和世界帝国》（Philosophy, Mysticism, and World Empires），解读了卡瓦略的思想，本文摘译了其中关于帝国次要理论的论述。布鲁诺解读道，卡瓦略认为能够控制当今帝国势力的是历史代理人，而历史代理人在今天的政治版图上可能是跨国的或超国家的。卡瓦略确定了三个全球主导计划（project），分别是欧亚计划、伊斯兰计划和西方计划。

不幸的是，帝国主要理论的大部分发展都在《痛苦的花园》（O Jardim das Aflições）中。尽管该书在2015年重新出版，但卡瓦略（ Carvalho）对该书的正文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其中最大的补充是西尔维奥·格里马尔多（Silvio Grimaldo）对卡瓦略的采访，该采访附在后记中。在这篇后记中，卡瓦略称，他在《痛苦的花园》中提出的关于美国的愿景是错误的。他说：“当我写这本书时，我知道的美国文化只是通过美国主流媒体和出版市场出口的文化获得。也就是说，我所知道的只是‘官方’文化。因此，我想到的是政治正确的帝国思想，这是在共济会的启发下创建的帝国，其思想是通过宗教国家来消除宗教差异，而宗教国家是无党派的，由于其无党派关系，就能解决这些差异。……但是，当我移居美国时，我开始意识到，有一种本地文化并未出口到世界。尽管它具有本地活力，但在世界上却没有发言权，因此国外对此几乎是未知的。在这里，我指的是美国的保守派和基督教文化，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它比我预想的要强大得多。

奥拉沃·德·卡瓦略

卡瓦略对美国概念重新评估的结果是他关于“帝国的次要理论”的阐述。这在与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er Dugin）的辩论中也可以看出。过去的几年里，卡瓦略投入了大部分时间，通过写作或演讲的方式研究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在巴西政治舞台上已具有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劳霍（Araújo）部长和博尔索纳罗政府。

最重要的是，卡瓦略用与传统地缘政治学不同的方法论奠定了帝国的次要理论的基础。他发现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方法的过时和不足，因为“在地图上[老式]的地缘政治实践者，带有国家、州、帝国、权力区域等区域的名称，这些人物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实体在起作用，并构成了历史的真实特征”，然而，它们实际上“只是更深层、更持久的历史力量行动之后的结晶。”那么，这些力量是什么？谁是真正的历史代理人（historical agents），谁是卡瓦略认为能够控制当今帝国势力的人?

卡瓦略认为，历史代理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必须“培育永久或长期目标”；（2）“有能力在个体的生命周期之外，在目前事态持续期间之外，甚至在所涉国家和帝国的持续时期之外，继续实现这些目标”；（3）“因此，有能力复制个体代理人，使其能够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中继续行动，并使原始计划适应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而又不会失去最初的目标。”他这样就把范围缩小到五个“实体”。它们是（1）普遍性的宗教，（2）起始性和深奥（esoteric）的组织，（3）皇室和贵族王朝和类似实体，（4）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运动和政党，以及（5）精神代理人：上帝，天使和恶魔。因为卡瓦略坚持认为国家和国家本身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代理人，所以得出结论，在他的政治哲学和地缘政治中，政治代理人的行动范围不一定与在地图上所标明的政治边界一致；今天的帝国可能是跨国的或超国家的。

卡瓦略确定了三个全球主导计划（project）。毫无疑问对他来说，全球主义、世界政府的思想不仅正确可行，并且正在发展。与他的对话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宫廷哲学家不同，我们无法确定卡瓦略有任何党派关系，这并不奇怪，因为保持个性和独立性对于哲学活动和真理的客观化至关重要。因此，与杜金不同，卡瓦略均未参与他描述的三个计划。

这三个计划分别是（1）欧亚计划，（2）伊斯兰计划，（3）西方计划（“西方”有时被错误地称为“盎格鲁-美国”）。除了第一个，这些计划与它们所来自地区的物理边界并不一致。我将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对其进行描述。因此，我将首先介绍伊斯兰计划，然后介绍欧亚计划，最后介绍西方（或元资本主义，Metacapitalist）计划。

伊斯兰计划

伊斯兰全球主义计划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是穆斯林兄弟会，卡瓦略将其称为“跨国组织：它管理着一些国家，而在另一些国家，它是政治反对党，但它的影响力在伊斯兰世界无所不在。”根据卡瓦略的说法，在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读了伊斯拉姆（dāal-Islām）和大阿勒（dār-ḥārb）的概念之后，哈里发开始在全球传播。卡瓦略指出，虽然有些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可能反对政府，但在另一些国家，它可能正是政府，它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无所不在”。

欧亚计划

这是唯一与传统政治和中央政府直接相关的计划。此外，该计划由于已宣布的目标，因此是最“令人信服”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容易翻译成主流的非学术媒体的语言。但是，它也是三者中最被滥用和误解的。

由于其创建者，亚历山大·杜金的理论框架，欧亚的全球主义计划通常被误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右翼政府计划。这是教科书式的思维导致的，这种看法使现代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阅读变得困难，这个错误不幸地弥漫在许多研究者中，他们疲于探究杜金的思想。正如玛琳·劳雷尔（Marlène Laurelle）所说，杜金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了神秘主义（尤其是盖农，Guénon和埃沃拉，Evola）和“加剧的宗教敏感性”（在与卡瓦略的辩论中，杜金一次又一次地向俄罗斯东正教重申了自己的忠诚）。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这足以将杜金排在极右翼的位置。但是，劳雷尔也指出，杜金拒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苏联经验”。这怎么可能呢？

杜金的计划是一项帝国主义的计划，解释他的思想就是解释普京的目标。杜金拒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20世纪扩大俄罗斯政权的帝国主义宏伟经历在他眼中是正面的。苏维埃政权的集体主义性质使个人主义（他眼中的西方疾病）远离了俄罗斯，使俄罗斯保持了欧亚人民的农村半封建性质。因此，斯大林几乎是伊凡雷帝的化身。

杜金提出了从西方到东方再到欧亚地区的轴心转移。为什么选择欧亚大陆？为什么是东方？杜金从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那里得到了理由：西方正处于深刻的精神危机中；它的背脊烂了，忘记了它的传统和神圣的精神中心。东方人比西方世界更贴近它的根源。此外，根据盖农和杜金所说，西方在神权（Sacred Authority）和俗权（ Temporal Power）之间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它的精神崩溃，仿佛后者可以独立存在。东方和欧亚大陆从未这样做过。这就是为什么杜金认为俄罗斯属于这一古老的、强大的东方传统，并拥有神圣的权利统治世界，反对西方的“流亡者”。欧亚大陆的东方是“满月”；俄罗斯沙皇在世界霸权的“学界之谜”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他相信世界将通过“圣国”得到拯救。根据杜金的说法，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篡夺了这一支配权。

正如劳雷尔所说，杜金的“折衷主义”源于他的信念，即沙皇的原型可能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对他来说，“斯大林不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老大哥，是其共产主义变体中的欧亚主义的体现。”因此，任何导致俄国/欧亚帝国扩张的实践都可以而且必须纳入他的宇宙观中。

杜金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是什么?在卡瓦略看来，杜金的思想路线是右翼的布尔什维主义或左派传统主义。在卡瓦略看来，这两个术语是等效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在杜金的思想中这两种意识形态（布尔什维主义和右派）的要素。来自右翼的是，杜金运用了宗教敏感性，保存古代和悠久历史的冲动，以及贯穿其著作的这种“形而上”的压力。来自左翼的是对国家领导人的专制、法西斯、苏联式的理想化。而且，根据卡瓦略的说法，杜金和普京还利用了苏联的机构残余，即克格勃（KGB）（现为FSB）。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是前克格勃特工，但据俄罗斯总理本人说：“没有像克格勃那样的人。”

卡瓦略为何反对杜金和欧亚计划是毋庸置疑的。像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这样的思想家会认为杜金不过是专家主义者，因为他可以看到像十月革命这样血淋淋的事件更像是“一种末世论，弥赛亚式的叛乱，而不是从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然后将其蜕变为左翼的欧亚主义，并使未来回归基督教信仰，君主制和前现代农业经济回归。”杜金还鼓吹“彻底破坏”地缘政治的现状——即以罗马天主教/新教徒，西方和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抛开杜金计划的末世论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犯了和卡瓦略同样的错误，即当一个人指“美国”时，他指的是单一现实。对杜金来说，“美国”是一种普遍的抽象，其基督教保守派（卡瓦略的“真实”美国）和世俗化的（“虚拟”美国）都是一样的，和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也不是致命的对手。杜金在弗朗达的采访中说，今天罗马天主教/新教世界的腐败是对拜占庭帝国的自然继承者，东方俄罗斯势力，篡夺的自然发展。因此，尽管卡瓦略在辩论中没有陈述这一点，但杜金却是沃金林所说的“第二现实”的一个案例，也就是说，个体实在的一个单独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实在的结构与这个个体为自己建造的特殊结构不相符合。杜金无法理解美国日益增长的传统天主教运动和世俗的、进步的艺术和政治体制之间的深刻分歧，传统天主教运动希望脱利腾弥撒回归，反对天主教或狂热的美国福音派新教团体的现代化。要区分美国人民的这两个不同且相互矛盾的“派系”，就是要承认当前西方世界的腐败不是东西方分裂的结果；相反，这是放弃保持西方和谐的传统的结果。

西方或元资本主义计划

西方计划既不与任何国家链接，也不代表任何国家计划或政府，尽管它可以控制其中的一些。西方全球化通常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尽管卡瓦略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对这个计划的目标非常清楚。该计划的主要代表是国际组织以及强大的家庭和商人，在尼古拉斯·哈格（Nicholas Hagger）的书中，他将其称为“辛迪加”。它的作用是什么？卡瓦略回答说：“辛迪加是一个致力于建立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专政的大型资本家和国际银行家的组织。”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者？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说，商人和资本家很自然地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式的定义指出他们寻求终止私有财产，以使生产资料由国家控制和社会化。卡瓦略回答了这一争论，参考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社会主义》，他说国家控制的经济阻止了价格计算，这使国家经济成为不可能。他说：“共产主义经济从来就不存在，它也不会存在：它所能建立的只是一种扭曲或变相的资本主义经济，足以维持一帮可爱的政治寄生虫。”

这使苏联有了一定程度的外资。但是只有大资本家经营的大公司才能满足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需求，这些公司拥有适当的经济自由度可以投资或可以加入苏维埃政权，并在这种机会中看到了一种逃避不确定性的方法。这创造了一种“影子资本主义”，使政府和这些商人都受益：因为国家需要这些融资者维持这个昏暗的“市场”的血液循环，所以这些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和调节价格和生产。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公司需要掌权的共产主义，所以他们默默帮助了不断扩张的苏联中央集权计划。这就是卡瓦略所谓的“元资本主义”。

卡瓦略和巴西现任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

元资本主义可以调和遍及西方想象力的帝国愿望以及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梦想。这是罗马帝国在美国海岸最后一个化身的晚期发展：霍布斯的利维坦已经超越了政治制度的限制，控制着文化和经济，以至于现在几乎不可能看到政府的终结或创建私人公司，这有效地表明卡瓦略的“比德尔状态”是非常真实的。

据卡瓦略介绍，苏联解体后，这一计划以跨国方式继续进行。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或政府，权力计划将如何继续存在？在卡瓦略看来，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人类文化意义上的文化”，它是信仰、符号、价值观、制度、正式和非正式权力、行为准则、言语模式、有意识和无意识习惯等的整个宇宙。一个人可以将文化习惯和思想强加于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社会，不分国界和政府；这里所需要的是能够通过安置在特定社会中的政治文化代理人来颠覆特定社会的传统文化的文化代理人。这个想法来自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卡瓦略在1994年《新时代的革命》一书中为此花费了整一节。葛兰西将文化代理人（他称为“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机知识分子和无机知识分子（或“传统”知识分子）。卡瓦略说：“有机知识分子是那些有或没有正式加入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其阶级地位的人。……自然地，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后者是奶油蛋糕和[葛兰西]新王子的大脑。……从这种弹性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是葛兰西革命的真正力量。他们的任务是完成他的策略的第一个细节：通过一系列漫长而复杂的微妙的渐进式和新月式心理突变来征服文化霸权。”

根据卡瓦略的观点，由葛兰西启发的西方全球化主义者计划具有以下任务：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或者，如葛兰西所说，“感觉公社”，“常识”）转变为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即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卡瓦略的说法，葛兰西主义“是一种精神态度的结合，即使是那些从未听说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人的头脑中也可能存在这种态度。”必须摧毁的感觉公社的支柱之一是宗教。卡瓦略认为，例如，在世界防治艾滋病运动中，革命心态正在发挥作用：“很明显，性自由化使这种疾病的传播更容易。然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文化活动家让人们相信，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是道德保守主义，特别是天主教式的保守主义，因为它反对免费发放避孕套。”

对于卡瓦略而言，这是西方计划的当前策略。有机知识分子目前在艺术，政治或立法中的使用，是在破坏感官公社并树立革命思想。革命的心态并不一定是左派的心态：这是一种被安装在第二现实世界中的心态，着眼于彻底改变人类的世界观，使世界的屏幕旋转180度，彻底地重新定义了比例感和事物的本质。卡瓦略表示，葛兰西（Gramsci）回收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关于世俗的圣徒日历的想法：孔德（Comte）与法国大革命的英雄同在；葛兰西（Gramsci）用社会主义英雄们来更新这个想法。实际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自己宣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莱布尼希（Karl Leibknecht）比基督教最伟大的圣贤更伟大”。它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第二现实中，并且在那里它以自己设计的方式运行。由于注意到真实的现实不是他自己的想象的现实，他被革命的心态所控制，开始以革命梦想的相似性来重塑现实。这就是我之前所描述的，卡瓦略看到了“两个美国”的原因：真实的，传统的美国，反对“人造的”，或说虚拟的美国。但不仅是这个“真正的”美国受到西方全球化计划的威胁和另外两个计划的威胁。事实上，卡瓦略还列举了另外两个“濒危物种”，他们是“所有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徒社区”（“特别是那些今天流入欧洲和北美的非洲和亚洲的人，他们进行了英勇的努力，以重新使那些曾经使他们基督教化的人基督教化”），以及“犹太民族”（即以色列和传统犹太人）。

翻译文章：

Victor Bruno. Philosophy, Mysticism, and World Empires[J]. 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2019, 43(1):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