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丨数码利维坦与人类纪里的哲学反击
2020-10-26 22: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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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信睿周报

文 /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651年,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大胆设想:人们可以构造各种人造生命。在他看来,一方面,生命只是肢体的一种运动,一切像钟表一样用发条和齿轮运行的“自动机械结构”,也应该具有人造的生命;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自身也可以通过自我组织的体系获得自发的生命和智慧,即人们可以按照理性人的样子构造出“国民整体”或利维坦这一庞然大物,使人类社会成为拥有灵魂和智慧的整体,整合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证明了逻辑推理与数字计算的等价性,并宣称“每一个推论都可以被计算”。

利维坦

[英] 霍布斯 / 著

商务印书馆 1985-9

不论这是洞见还是魔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互联网、智能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见证一种新的数码利维坦兴起:各种数字网络平台可以根据人们留下的数据痕迹预测其最有可能购买的东西、最想听的音乐——人们的行为数据通过外在化保留成为可计算的信号,进而可运用强大的、基于概率的算法和高速运算加以挖掘,对其最大可能性作出预测……问题是,这种基于控制论和通过计算执行的推理和思考是可以信赖的吗?认知主义的信息与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是人类进化的必由之路吗?我们正在经历的、日益被技术抢占先机的数码化生活是命中注定的吗?

1919年,达达艺术家豪斯曼(Raoul Hausmann)展出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机械头颅——我们的时代精神”。他在一个表情呆滞的木质假人的头颅上粘接了一些机械物件,如标尺、打字机、怀表和照相机的零件等。他希望以此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组合暗示:人们像这个机械头颅一样,大脑内部已经变得空空如也,只能依赖外在的东西来做决定,业已成为周遭各种测量和信息设备的奴隶。作为主题词的“时代精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格尔的哲学,但这个作品可能更符合其思想的继承者兼批判者——马克思的观念:人的“思想”是由那些与之联结的物体所决定的。从更深一层来看,这个没有安装眼睛的头像装置无疑解构了欧洲文明对肖像及其理智表征作用的迷恋,表达了人文主义对人类理智正遭受野蛮的外部力量渗透和统治的忧思。

豪斯曼作品,“机械头颅——我们的时代精神”。(资料图)

“机械头颅”预示了技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人的认知和智能的框定。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诸多哲学家对技术展开了深刻的思考: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埃吕尔对技术社会的警示、法兰克福学派对单向度社会和文化工业的批判,以及鲍德里亚、德勒兹等后现代思想家对虚拟现实和控制社会的深思……这些思想固然揭示了技术时代“非人的力量”大爆发,并且让人们意识到人类文明正处在转折点。但是,面对各种颠覆性科技的加速发展,这些悲观主义的立场越来越让人无所适从,甚或愈发强烈地使人生出难以名状的末世感和无助感。

技术时代,路向何方?近30年来,作为后来者的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试图通过“重新发现技术”带来一场哲学的革命:哲学问题就是技术问题。究其语境,这一断语有两个重要背景。

其一是科学的技术化。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与科学、工业结合,技术的范围空前扩张,科学越来越多地依附于技术,其基本形态日渐发展为科技一体化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技性科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技”。在斯蒂格勒看来,就像运用代数计算几何量时,几何意义会退到第二位一样,科学的技术化意味着作为科学基础的原型和普遍的理性原则不再被重视,遵循技术规则的计算技术成为获得结果的技艺-技术上的正确结果反倒被赋予了真理的意义。随着科学的技术化,科学的目的不再只是探讨事物的存在和真实性(如确定某个研究对象与科学理论原型的同一性),而在于开发事物的可行性与潜能,加之科技活动与社会和世界的纠缠,使得科学越来越多地具有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

其二是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就像早期科学哲学家在构建科学哲学时,内心所想的科学多为物理学一样,斯蒂格勒在主张技术就是哲学的研究对象时,所默认的技术主要指自动化、信息和通信科技,特别是1993年万维网开启数码时代以来的网络、数据以及智能技术。斯蒂格勒是电气工程师之子,儿时就制作过一些电子小玩意,这使得数码科技在其成年生活与思想旅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1994年,斯蒂格勒出版了《技术与时间: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该书导论的开篇引用了法国作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一段话,开头一句是:“你是否接受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之中?”

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6

这个转折是什么呢?在现在看来,应是指万维网出现之后,数码时代的来临。从字面上讲,当时斯蒂格勒指出的“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计算所带来的技术化使西方的知识遗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遗忘自身的真理性的道路”[1],无疑预见了从数字化分心成瘾、社交新媒体带来的系统愚化到后真相时代等数码时代的异象。

正是这两个重要背景,使我们的时代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时代,同时技术问题也成为科技时代最为重要的哲学问题。而斯蒂格勒正是在科技时代初露端倪之时,抓住了这个时代在哲学上的需求:对技术问题的绽现做出了有历史深度,因而可以观照当下并预见未来的理解。由此,他开启了对技术与时间的追问,力图通过对哲学的回溯,从根本上重拾哲学问题、重新发现技术——重建关于技术的论述。

哲学研究始于惊奇,斯蒂格勒对技术的重新发现则似乎始于惊吓。

第一次惊吓发生在斯蒂格勒个人身上。根据其在2003年一次讲座中的回顾,他在1978年到1983年间曾因抢劫银行入狱五年。身陷囹圄,让他真切地体会到与外在环境陡然隔绝后产生的中断和悬置感。这一惊吓激发了他的哲学思虑,由此牢房成为他的现象学思考实验室。或许因为有过这种对惊吓和震惊的亲身体验,斯蒂格勒将由震惊促成的中断重复(悬置折叠)发展为一套应对危机和寻求转变的思考与行动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对数码时代和人类纪的反思之上。同时,被限定在囚室这一特定内在生境(milieu)中的他,能够更敏锐地思考内在生境与外部生境的构成。这或许也令他在那时就认识到,正如德里达的“增补”(supplémentaire)概念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哪种东西是纯粹的,事物的存在都需要一些必需的外在物。而这又让他进一步去构想人类不断通过技术/义肢等外置化(exteriorization)工具而实现“人化“(hominization)的过程。

或许是惊吓中的强烈感知使斯蒂格勒更容易超越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他不再只是从生物器官和内在心灵的角度理解人及其理性的形成与演进,转而从技术性与人工器官等生命外置化的维度重新理解技术和人——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用生命以外的形式寻求生存和进化的机体。所谓“生命以外的形式”就是由技术组成的非生物器官或人工器官。鉴于技术进化不再主要依靠生物进化,使人不断生成和演化的“人化”是一个不断更新各种外生人工器官的过程。从系统发生学的意义上讲,人和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相伴而生的共同演进关系。大致沿着系统论、控制论和关系实在论的脉络,斯蒂格勒通过人的生成过程重新发现了技术一直被哲学所忽视的奠基性。

一方面,人性就是技术性。“人类是人工性和技术性的,也就是说人类不能在自身找到意义,而需要在他们制造、发明的义肢之中找:这意味着他们在自由的同时注定漂泊,我称之为‘本原的失向’。他们要发明他们的他者,他们的存在。”[2]

另一方面,技术是思维和感知的中介,是思之行动(noeticacting out)的条件。作为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唯物主义者,斯蒂格勒并不反对思和理性,而是强调思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技术过程。[3]在《技术与时间》系列著作及后续的研究中,记忆成为斯蒂格勒为技术正名的主要抓手。为此,他提出过第三持存、后生系统记忆以及体外化等概念。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在强调,通过人工记忆实现记忆的外置化对人的根本性影响。他从作为知识本源和认知条件的记忆,特别是人工记忆入手,对不同时代的人工记忆及其对人的认知与智能的作用进行了技术性的哲学分析。这一方面揭示出思和认知是一个技术-逻辑过程,是哲学不应压抑和否定的中心议题;另一方面,他将人工记忆广义地界定为对痕迹/踪迹的记录和时间的物质化,从而使记忆不再局限于个人认知范围,而是成为各种主体和能动者认识与行动的资源。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 著

译林出版社 2010-2

耐人寻味的是,斯蒂格勒以记忆技术作为打破技术被哲学漠视的突破口,似乎与他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密切相关。1987年,他在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举办了“未来的记忆”展览。1990年,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发过电脑辅助阅读系统。此外,他还与古人类学家古尔汉的团队合作,进行复原古人磨燧石的实验性科技研究。这些工作所积累的技术经验,为他进行凸显技术性的“超哲学”(hyperphilosophique)研究奠定了基础。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为了理解技术全方位的可能性和极限,充分运用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历史经验,通过文本回溯,重新审视哲学的根基;或者说,将哲学的研读建立在从古至今的技术或科技经验之上。例如,他曾于1992年创办了一个实验室,召集人工智能专家,以“从燧石到超文本”为主题展开研讨。实际上,这种超哲学研究的意义不只在于反击哲学对技术的漠视,就科技本身而言,这类研究还使科技获得了人文的视角,成为一种更具人性温度的整全性的探究。

进入21世纪后,斯蒂格勒受到的惊吓则来自文明的冲突乃至整个文明的危机。2001年10月,《技术与时间》第三卷正式出版,此前不久发生了“9·11”事件。震惊之余,他提出要彻底改变研究方向与写作风格,决定今后的写作要以直接、可见、易读的方式进行,且首先要通过对现象学问题的政治化,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相关问题。自那以后,斯蒂格勒的文风变得较以前更通俗易懂,所提出的概念更具思想的张力。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5

近年来,再次令他受到惊吓的是所谓人主宰地球的人类纪的生态改变、加速主义和数码技术正在导致熵急剧增加。这些由人类文明的无序发展造成的惊吓,迫使他将哲学思考的焦点从重新思考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转向如何对普遍的认知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展开建设性批评。

面对科技加速变迁产生的冲击波,斯蒂格勒以技术性见长的超哲学研究不断做出新的反应,其理论框架也由技术论述阶段发展至器官学与药学阶段和逆人类学阶段,思考的重心转向更直白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未来乌托邦构想。所谓一般器官学,实际上是一种泛生命系统分析法,它将由技术连接的个人和社会,看作一个由有机器官和人工器官共同构成的广义生命系统,将其中作为快变量的技术视为一种会带来毒性或破坏性的突变,因而主张相应地开展药学研究,以消解技术突变带来的毒性与危害。

而逆人类则指朝着人类纪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所谓人类科技力量的加速增长(特别是数码转向之后),工业革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类纪进入加速无序化阶段。这不仅意味着自然生态环境的熵增,还意味着因为大数据、算法自动化以及算法治理等具有先发制人能力的机器智能的普及,导致了人的理性认知能力退化,这使得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熵剧增,发展到难以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资本主义阶段。

在斯蒂格勒看来,由数码转向带来的认知资本主义,正在使无产阶级化发展到彻底的无产阶级化阶段。所谓无产阶级化,主要指资本主导的技术体系对人的知识与技能的替代和剥夺。从人工记忆、一般器官学的编码化(语法化)和人类纪的熵增等可见,继工人的身体屈从于机械踪迹对其技能知识的取代、消费者的生活知识被文化工业的模拟踪迹取代之后,建立在数据踪迹的自主-自动生产之上的认知资本主义和超级工业社会正在系统地剥夺人们的理论知识乃至理性,甚至带来系统性的愚化,使无产阶级化走向登峰造极。例如,从理财分析师到财务人员和医生的知识和技能,正受到各种人工智能应用的威胁。

其实,机器生产与自动化技术出现以来,技术对人的排斥就一直为思想者所忧思。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针对泰勒的科学管理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割,就有人指出:分割一个人就是谋杀一个人,分割劳动就是谋杀一群人。[4]而数码时代的情形已经变得比那时危险万分,这迫使斯蒂格勒开出了哲学药方:

数码已达每秒20万千米,或光速的2/3,比神经脉冲大约快400万倍。在像人类纪这样一个异常和不可持续的情形里,只有果断假定器官学的条件,也就是增强负熵,我们才能转变当前发生的技术矢量的速度……帮我们从人类纪里摆脱出来。[5]

他还设想通过负熵分叉实现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即通过一种网络化的政治,让自动设备为去自动化的个人和集体的能力提升服务,从而实现负熵能力的大规模发展,最终像昆虫蝶变一样产生出负熵式的分叉。虽然他试图通过数字化研究创造出新的知识型,还希望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贡献式经济,但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主要是观念上的。

在危机四伏的数码时代,人类到了走向逆人类的关键时刻了吗?面对认知资本主义的泛滥、人的价值与知识的直线坠落式贬值、人工智能标签后沦为“流众”的身份模糊的“人工”,是时候重拾尼采来重估一切价值,也是时候重读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对机器与一般智能的洞见……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针对数码转向这一技术突变背后的未来愿景进行大胆质疑。特别是面对“颠覆性创新”“后人类主义”之类的未来叙事及其意识形态意味,不应盲目地随之起舞,而应多问几个问题:为什么技术的采用要贬低人的智慧?为什么机器智能要短路掉人的知识技能?科学为什么不能慢一点?科技为什么不能以提升人的幸福和信心为最高目标?人类还要为技术付出多少代价……

哲学改变未来的时刻到了吗?斯蒂格勒的答案或许是:如果哲学是技术学……

注 释

[1]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4.

[ 2 ] 贝尔纳·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M]. 许煜,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72.

[3] 许煜. 意外的艺术[M]// 贝尔纳·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16.

[4] 麦克·科雷. 建筑师还是蜜蜂?——人类为技术付出的代价[M]. 张敦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63.

[5] 贝尔纳·斯蒂格勒.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M]. 陆兴华, 许煜,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188.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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