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及其两大著名理论
2020-06-22 19: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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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ii-头条号

提起哈贝马斯,我们会说他是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其理论观点存在于宏大的哲学层面,包括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等。也有人称他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人把他定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

可用于形容哈贝马斯的头衔多如繁星,而哈贝马斯本身,就像是天际最亮的一颗星,照亮着整个学界。哈贝马斯的理论就像是一个宏大的版图,每个学科都能从中瓜分到属于自己的理论。在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方面,瓜分到的便是“公共领域”这一块,多者再加上“交往理性”理论。

但“公共领域”概念在学术界的讨论也是观点多样、褒贬不一,导致它在教科书中被阐释的篇幅也并不多,在学者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公共领域只用了寥寥数句,而其他理论一笔带过,在学者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哈贝马斯始终不能有姓名。

哈贝马斯一生的理论渊源或可概括为四个词“理性”“交往”“学习”与“批判”。由于他身体方面的缺陷,童年时的经历使他对人十分依赖,也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并且当交往出现问题时,其更倾向于反思自身而非改变他者,有人将他这种思考方式称为是一种“卑微”的交往倾向,即通过承认自己的错误来获得更多交往的意愿,但这也恰好促使他能够更理性地进行自我反思。

此外,“学习”是哈贝马斯的终身兴趣,尤其是集体学习,“批判”是哈贝马斯的方向,综合上述几个关键词来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其“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的形成的合理性了。

一、技术并不是没有价值且中立的

对于技术与科学,哈贝马斯认为其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媒介伦理学者克里福德·克里斯琴斯的技术哲学观点是相呼应的,他们都批判工具理性,认为技术与工具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与人形成了一种“共谋”,每个人也都在积极地或不自主地践行着与技术的这场“合谋”,因而才有了“传统的统治是权威的统治,而今天的统治是技术的统治”的说法。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并不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认为需要对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进行摧毁式的、史诗式的批判和拒斥;也不是如马尔库塞一样,提出将价值或审美要素纳入理性之中,去纠正理性的偏差。

他反而是站在他一直坚持的理性世界里,思考所谓的“反工具理性”。在他看来,要反对工具理性,不是要通过反理性来达到非理性,而是要变依靠工具主导的理性为依靠交往主导的理性,由此才诞生了后来被人们熟知的“交往理性”。

二、科学需要理性,也需要人性

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兴起,使得传统的认识论被终结。这种数据为上,科学无误的认识一方面缺乏对科学自身的反思,另一方面也使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受限。于是,哈贝马斯提倡建立一种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通过强化认识论的力量,冲淡由于过度重视技术而带来的工具理性。

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以技术主导的劳动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生活,使得技术地位升高,因此,要减少过分强调技术,将注意力转向认识论上,则应该更强调交往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由于哈贝马斯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性(这或许与他的成长过程有关),因此,在他看来,劳动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而交往的双方是主体-主体的互动,它能使人不至于被物化。自此,哈贝马斯就开启了他毕生为之努力的交往行为理论。

三、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思想中的地位探讨

如果说孩提时的经历使哈贝马斯产生了对交往理性的追求的话,那么海德格尔那本不做修改的《形而上学引论》中提倡精英崇拜、反对对话、强调命令和服从的观点便是他“公共领域”理论的缘起。

1、“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之后熊彼得、布鲁纳和杜威等人又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此问题,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最早的一本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在17世纪、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

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群体当中,慢慢形成一个松散非组织的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和沙龙等场合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公共领域并不仅仅是其表面所揭示的物理空间的意义,其前提是自由参与,具有开放性,人们可以平等的、理性的讨论公共议题,它从私人领域中生发出来,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中具有某种独立且中介的地位。

公共领域的存在是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根基,也是基于人的精神自主性所必然发展出的一个领域,这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基础。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是贵族的、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向民主的、市民的公共领域转型,是哈贝马斯比较满意的一次转型。公共领域中的人们不再是仪式的、作秀、修辞性的表达,当时的咖啡馆也好,报纸和文学创作也罢,人们都是积极地探讨公共话题和公共利益。

第二阶段则不如第一次那么让哈贝马斯满意,因为福利社会使得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使得公共领域不如之前那般纯粹,而是进入了“再封建化”,商品化、政治化出现,公共领域渐渐不复存在。

总的来说,不管是认为交往比劳动更重要,或是强调国家与社会分离,形成一个主体间性交往的空间和场域,哈贝马斯都是站在马克思的对立面的。

2、全球化与互联网环境下是否还有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思想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始终是在场的,而不是缺位和僵化的,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曼纽尔·卡斯特探讨了哈贝马斯这一理论的适用性和价值,体现在他的著作《新公共领域:全球公民社会、传播网络与全球治理》中。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全球性的公共领域仍然是存在的,表现为一些非政府组织、全球性机构,甚至是网络国家,他们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新的市民社会,在互联网上不仅谈论本国议题,也着眼全球议题,并对各国政府的决策、举动、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卡斯特还指出,公共外交的目的不是为了信服,而是为了实现沟通,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原本着眼于本国利益、现实政治的全球传播应转向着眼全球利益、观念政治的沟通,真正做到“命运共同体”的对话。

要细致谈论哈贝马斯的思想,或许需要更长的篇幅,也需要更艰深难懂的语言,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人喜欢哈贝马斯,对他的理论保持极大的兴趣。尽管要理解他的宏大思维本来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反也仍有人乐此不疲。

应该有很多人与我一样,对哈贝马斯的研究永不停止,而对他本人的喜欢,也会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加深加浓。

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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