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 报刊: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再谈新报刊史书写
2021-10-21 16: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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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作者:黄旦


报刊: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
——再谈新报刊史书写


黄旦


摘要:重新理解报刊与城市的关系,打破奉民族国家为唯一的分析框架之惯例,或许可以为中国报刊史书写的创新提供可能。本文从帕克的报刊是构成城市的首要动力因素着眼,从四个方面讨论了报刊与城市的关系:(1)从发生学看,城市与报刊是互为构成的;(2)城市与城市、城市与报刊、报刊与其他媒介共同形成城市的网络体系,调节和扩展城市关系;(3)帕克等虽然看到了报刊对于城市的构成性,但在理解上还没有完全脱出工具论和功能主义的窠臼;(4)报刊作为媒介,从事着“中介化”实践活动,在通达、构成、重组、改变城市的诸种关系的同时,也改变着它自身。报刊史就是关于这样一种中介化实践的叙述,是媒介与城市和社会关系形态互为改变的历史。

关键词:报刊;城市;构成;中介化实践

笔者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到,在中国的报刊(媒介)史书写中,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元,已成惯例。以我国第一本报刊史研究专著———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例,在一开始就清楚说明:“本书所讨论之范围,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故定名为《中国报学史》。”由此就规定了全书的框架和思维方式:官报、外报和民报依次展开,清楚显示以民族国家为基点的历史叙事。此后的中国报刊(媒介)史,几乎都延续了这样的范式,专断点儿说,甚至是无一例外。这种单一思路,限制了我们报刊(媒介)史书写的眼界,弊端多多。

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构成单元,其必要性和有效性都不能抹杀,但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并不是可以取代一切的。就以《申报》来说,自戈公振至今,无一例外都在类别上被定性为一个外报,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其创办者美查不是中国人。但细想一下,这除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常识,进而让我们知道上海的第一份中文日报是出自外国人之手外,似再也不能为我们了解这份报纸提供更多启示。据白瑞华的说法,美查是有意抹去自己和报纸的关系,放手让中国人来办出一份地道的中国报纸。甚至有研究者提出,《申报》是一种新的文本类型,根本上既与中国传统的媒介有别,也不同于激励它的外国报纸的模式,它实就是一份为中国人办的报纸。我们是否赞同这样的结论,自可以见仁见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思考和研究方式,有借鉴意义。至少让我们警惕,仅仅以“国”为界来分辨确认报纸(媒介),构成其分析的单元和逻辑,虽有简便之利,但不无简化之弊,隐伏着简约化、单一化、平面化之危险。因而,重新审视报纸与城市的关系,或许可以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以一种新的视野考察、理解报刊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按照芒福德的说法,“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等,就属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毋庸置疑,现代报刊(媒介)自然也是城市此种创举之一,而且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正是凭借着这样一些成就,城市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环境。城市既不是“简单的物质现象”,也不是“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帕克延续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指出,“交通和通讯、电车和电话、报纸和广告、钢筋水泥建筑和电梯———总之,这些促使城市人口既频繁流动又高度集中的一切———正是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报纸在城市里就是一种必需品,在乡下却成了一种奢侈品的缘由就在于此。

报纸等是“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是一个富有创意的说法,相信帕克的这个论断主要是以他所在的美国经验为基础的,更不必说他个人有过记者的经历。据研究,美国的第一份日报是在费城诞生的,时间是1783年。7年之后的新世纪元年,费城已有6份日报,纽约是5份,巴尔的摩是3份,查尔斯顿则是2份。日报首先在这几个地方出现,绝非偶然,它们在美国城市当中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费城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曾是美国首都,至今仍是美国文化、经济和交通的中心。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则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至于纽约,更是美国以至全球著名的大都市。如果我们由此将目光转向中国,出现的也是同样的情景:始自19世纪初的现代报刊,其集聚地先是广州,后是香港,再则是上海,它们也都是在城市,尤其是居于贸易交通中心的港口城市温床上怀胎结子,繁衍发散,并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部分。以《申报》而言,白瑞华就认为,它并没有什么异国的内容,它更多是想满足生活在这个受外国影响的港口城市中的中国读者的口味。简而言之,《申报》是以上海为根基的,以帕克的比喻性说法,是印出来的城市社区之家的日记。所以,报刊可以有益于国事,也不妨可以是梁启超想象的“世界报”,但必定是寄生或寄养在城市中,中外皆莫能外。

现代报刊(媒介)诞生于城市并成为“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非是偶然。城市,按照芒福德的说法,在文化传播中是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自其起源,城市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既可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城市就是凭借这样的复杂多样性,创造出了更高的统一体。就实际存在状况看,城市总是一个特别密集的社会互动之所在,一个社会混杂、各种叙事交错的主要场所,一个陌生人会遇的地方。这就需要“各种力”在其中起到聚合作用,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把人口和社会机构组合成一种特有的秩序”。因此,在农村中有“街谈巷议”即可,在城市里就必然需要并依赖于现代报刊和诸种媒介,来组织、调节和维持相互关系。记者、教师等职业都是城市生活的典型产物,他们“以其特有的经验、眼光和尺度扩大着自身同身同类者的团体,为城市的总体社会环境不断增强着城市的特色”。就这样,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尔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的各种因素,现在被城市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内。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像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所不敢设想的”。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强化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如果“公共”的现代含义,意味着一种处于家人和好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意味着这个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群相互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人,而且这些各不相同的、复杂的社会群体注定要发生相互的联系,那么,公共生活最为丰富之地,则莫过于一个国家中最主要的城市。“大都会”顺理成章被用来指称这个差异性很大的城市公共领域。难怪舒登声就认为,美国“19世纪的报纸是城市化的重要手段,它们不仅提供了使百货公司这样的新机构得以存在的广告平台,而且还提供了一种社区认同”。“新闻界真正发挥作用的微妙的共同体建构功能”,却“很难被人察觉或者归因”。难怪一位美国学者通过研究19世纪的芝加哥报刊宣称,“如果没有当地的新闻媒介,美国生育不出一个城市,更不必说成长和繁荣”。尽管他的整个思路还是报纸功能,仍然是在“建构”或“再现”的范畴,但这样的想法,无疑属于芝加哥学派的余绪。“城市生态组织”就是这样存在于线下和线上、现实与虚拟之中。城市促生报刊,报刊是城市重要的构成性要素。

“都市最有意义的特征是越过自然界限的在功能上的扩展。”“城市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其自然疆界外的功能的扩展”,犹如“人类不会以他身体的疆域或包含着他当前活动的界域为终结。人的界域其实是由他自己在时间上与空间上散发出来的外观(给人的感觉)所构成的”,一座城市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由超越了它当前范围的总体外观组成的,只有这总体外观所蕴含的范围才是城市实际的范围,城市在这个范围内表现它的生存状态”。上海历来称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按《申报》的描画,“其北,则有天津山东牛庄治府为北货之薮;其南,则有广潮漳厦台建汀温为南货之渊;其西,则通湖广江浙之富;其东,则尽横滨长崎之利”,故“上海一邑,实为中华一大名区”。这样一个“名区”,它在中华之中,又在中华之外,谁能予之一个明确疆域?

因而,城市若有高墙,那也只是城市的象征而不是封闭的意涵,城市不理会地域边界,这与国家不同。国家需要明晰的边界,强调领土的主权,城市则注重辐射力,扩张是其属性。作为一个动态的不断放射-摄入的人类社会样态,城市的影响积聚和关系伸展,不能也无法以地理边界为阻断。无论是城里的人要出去,还是城外的人想进来,无疑都以城市为支点,是围绕城市的一种交集和移动。城市总是随着自己的增长,与周边乡村、与其他城市、与更大的社会政治实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城市生活的特征就是依赖性,即便是那些最独立、安定的城市也是如此。所以,将城市和乡村对立,似乎非此即彼,不啻是陷在僵硬的二元中打转。列斐伏尔说,乡村是什么?它不过是城市的“环境”、范围、边界。农村人呢?为城市、为都市贸易而进行生产。即使他们知道小麦商人或木材商人剥削了他们,他们也认为这是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城市伸向农村,农村导入城市,城市化是一个“既影响到城市又波及乡村的进程”,形成了区域整体性的凝结点,同时又使本地与外界相连接,“将专业分工的优势与丰富的多元化环境协调起来”。斯波义信正是沿循这样的思路,为我们勾勒出中国都市点与点、点与线和点与面的历史变迁。在这意义上,不妨说城市本身即为媒介,并与其他的媒介(比如报刊),乃至其他的城市,相互携手和接转,使之在其中快速流通的并非只有人流、财富和权力,还有文化信息。城市一直是文化变革和传播的中心。藉此,城市被纳入远远超越一国国界的贸易、信息和影响的网络之中。城市的发展不是各部分简单地相加,而是形成了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网络。“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体系”———城市网络体系。这样的一种视野,自然可以大大拓宽我们对媒介、对传播的看法,转而又加深我们有关报刊和城市的认识。

将城市看作是一种生态,或者所谓的媒介环境学,也应该是出于这样的视野,而不是局限在生态保护主义式的内在有机体平衡和安全。在这一点上,芝加哥学派帕克们的格局、气量还略显不够。城市与媒介的相互构成,不可能是内缩于一个城市的物理空间之内,而是跨出城市,延伸于城与城、人群和自然之间,改变各自的感知比率尺度,从而也“改变了以前被想当然地视为自然的(即使不是不变的)存在框架”。“无论是家还是街道抑或是城市,现在都被视为媒体装置的组成部分,这些装置会在其领域内重新分配社交互动的规模和速度。”媒介就是这样与城市共同构成。基特勒断然认定,城市就是一种媒介,不是没有道理的。以此而见,讨论报刊(媒介)史研究,比如中国现代报刊的起源,如果舍弃了广州、香港和上海,不关注这些城市自身的纹路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关联,仅仅在报刊跳来跳去,(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到《六合丛谈》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等于掏空了报刊史研究的根基。

自然,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城市与报刊(媒介)的相互依存难舍难分,并不意味着在其实践中,所有报纸与城市的关系都是均等的以至于是相同的。相反,由于各自不同的动机、目的和立场,彼此间多有差别。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各种不同的报刊类型几乎都是首先在上海产生,其中有一份著名的刊物《时务报》。《时务报》一出场,高擎的是“报馆有益于国事”之大纛,这与《申报》就大不一样。《申报》手中的招牌,尺寸要小得多,是“本馆先设上海,故题曰《申报》”;具体目标不过是“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早于《申报》的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以《上海新报》为名,同样清楚表明以上海为基之意旨。两相一比,或许说《时务报》是办在上海的“国家报”,是立足上海心怀全国,好比《申报》所指的“京报”,“以见国家之意”,好比王韬自况的“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申报》,则是立定上海的城市报。上海,进而言之主要是租界上海,是其感知和关怀的发生源。做这样的辨析和区分,并不表示《申报》没有“国家”,《时务报》或《大公报》则舍去了城市,而是指前者的“国家”想象,更多出自上海视野,《申报》声称的让读者“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天下”,是从上海向外张望开去;后者等所涉及的“城市”,常常是通过国家的视镜,有“国”才有“家”。这也就是说,若将国家与城市(地方)作为两个端点,不同的报刊(媒介),乃至于同一报纸在不同时期,均是根据自己的偏向在其间不断滑动,生发出不同长短的光谱,闪亮不同的色彩。依此而见,上海报被北京称之为“南报”,“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之为“沪报”,就不只是一个地域空间的概念,毋宁说,更多是指向其中所透露出的办报立足点、视野和独特风格,涉及宗旨、关注对象、新闻价值评判、言论选题、叙述风格、语言特点以及实际的效用等,好比后来人们常用的“京派”和“海派”。

当我们习惯于用一个“民族国家”的尺度来打量所有报纸时,这些差别就会被模糊,报刊的个性和特色难以得到应有的彰显,甚至某些对于城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报刊现象,有可能由此而滑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的小报。这样一种数量如此之丰、时间延续如此之长、影响市民如此之广泛的城市报纸类型,报刊史研究者们基本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在已有的通史类论著中大多一笔带过,潦草打发。幸好尚有城市文化和文学研究者们出力补缺,近些年成果累累,比照下反倒显映出报刊史研究者的眼界逼仄。在已有中国报刊(媒介)史研究中,城市对于报刊(媒介)的意义,大多不过为一个创办地的符号。哪怕现有那些冠之以地方名号的报刊史,绝大多数也都是以国家为框架,以全国性事件为线索,从而成为中国报刊(媒介)史的地方版或者袖珍版。报刊就这样被拔出了产生和滋养它的城市水土,高高悬挂在“国家”的顶梁上荡悠悠。这不仅不能显示城市对于报刊(媒介)的重要性,也无法展现报刊由所在城市养育而来的独特性,而且国家因丧失了与不同城市———“地方”的张力,最终无论如何突出和强调,总让人感到是块生硬插入其中的背景板。任何地方的报刊,都是那样整齐划一地在一场又一场的维新、革命和保皇、反革命中产生、宣传、斗争或消亡。报刊“历史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同义反复”,造就“革命兴则报业盛,革命败则报业衰”的总体叙述逻辑。就以著名的“苏报案”来说,自其发生到结案,都与上海租界的特定脉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脱离了这一具体环境,就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是这样的戏码。报刊史书写却正好是倒过来,不是从具体情境挖掘其独有意义,而是将之化为一般的排满革命叙述,清政府“是想要制造这起文字狱的办法,让中国人噤口不敢谈革命”,然而事与愿违,“这件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使群众议论纷纷,反而让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了中国必须革命的道理”。于是“苏报案”和清廷“虐杀沈荩”、查封爱国学社、压制拒俄运动一样,都是起着声讨清政府残暴、推动革命的作用。既然如此,所有的事件个案均不过是证明普遍的同质微粒,好比一加一总是等于二。这不仅会累及对事件本身的把握以及评述的分寸,也遮蔽了其在全国革命运动中独有的报刊史意义上的价值。同样,“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于北京,但作为前奏的东西文化争论,却肇端于上海。五四运动发展成救国政治运动,也开始于北京,主角仍是学生,但在上海引起回响,发展成‘六三’运动,登场的却主要是市民。继学生罢课后,首先罢市的是饱受洋商排挤的南市华商,首先罢工的是饱受日商凌虐的内外棉纱厂女工,而抵制日货、宣传国货,始终是这次‘三罢’的一项内容”。就此而言,京、沪两地实际上有着不同的“五四运动”,在时间和性质上都是如此;是不同的城市和作为,塑造了不同的运动及其时间,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刻度,统一排列不同地域的运动。

报刊史研究者习惯于线性思维,由先而后一字排开,却很少想到“时间”的本意。时间“就是将两个或多个持续运动的事件过程位置或段落‘置入关系当中’”,从而具有了指称这些事件的功能。我们平常所谓的“时间点”,恐怕就有这样的含义。称历史是时间的艺术,并不是说历史只是时间的连缀,而是指时间是历史的媒介,连接编织各种事件过程位置或段落,并由此也获得了自身的存在。研究者以时间为点统摄各种事件关系和情节变化,时间则犹如闪光灯刹那间照亮了展演的舞台也照亮了自身。这些被置入的关系或平行或交集,各行其道似又互相回应。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交汇成一个总的历史事变。时间对于历史书写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是时间中的空间关系,是事件位置、段落所标定和凝聚的时间点和其运动的时间流。时间不是一条已经编织完成的扶手绳索,研究者只要按序数着一个一个打好的结连贯而行便是。一提“五四运动”,就齐斩斩以“火烧赵家楼”开始,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标签可以兜进所有。严格说这不是研究,也不是历史书写,最好也不过是一种编年,“实在的事件以未完成的故事形式”而呈现。没有特定的时空,所剩的也就只有空空荡荡的“国家”。在报刊史研究者的眼里,只看到犹如一轮明月的国家,却看不见簇拥周边形成其面貌的城市星辰;他们误以为国家是一棵能遮挡一切的大树,而忘记它是要在盘根错节的城市茎脉中扎下根基,并因此而流露出层层叠叠或明或暗的诸多面向。我们的报刊(媒介)史书写之所以始终让人感到千篇一律,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于此,福柯的这一提醒就很重要。他指出,作为一种话语构成,历史书写“应注意先行切断各种未经查考的‘一贯’观念,这些‘一贯’观念,往往都被我们事先用来组织我们将要分析的话语”。“未经查考”,当然不是研究者不愿意查考,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要查考,把“一贯”当成了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默会知识”,无须言传而自可意会,既知道这些东西而又无法清楚地说出或几乎无法说出知道的是什么。这其中固然有其客观原因,比如中国近代历史的救亡压倒启蒙,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关注国家,关注报刊在“国事”中的作用。但由于缺少了其他的参照,尤其是忽视了报刊的城市性地方性,并因此种地方性而生成的不同位置点和段落点,致使报刊(媒介)史书写单一化、平面化、固定化,展现不出更多的活力,也是昭然的事实。

报刊是“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怎么理解这个构成。对于此,帕克的回答颇有些暧昧和摇摆。一方面,出于他的生态学视角,城市是各种力量互为作用共同合作所形成的人类生存之地,并由此组合成其特有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构成,就是指报刊(媒介)是其中一种动力。就像帕克所看到的,报刊,包括他不断提到的“交通和通讯”,可以影响和改变各种关系,“促使城市人口既频繁流动又高度集中”。电车、汽车、电话和无线电这些城市交通和通讯的“新方法”,“已经不知不觉而又飞速地改变了现代城市的社会组织和工业组织”;这些变化又反哺城市,“带来了城市人口的习俗、情感和品格的变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报纸是“城市范围内通讯传递的重要手段”,其首要功能,便是汇集传递城市中的“街谈巷议”。由此,报纸和新闻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界的工作方法和动机是什么,与历史、艺术乃至商人相同抑或不同?报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操纵公众的情感,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公众情感所操纵?属于研究的主要问题。照此看,帕克似又完全站到了功能主义立场上,所谓“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便是报刊通过使用所能发挥的作用。

这种看似立场不一的两歧之见,按我的理解,或许恰恰反映出帕克对于报刊(媒介)与城市关系的基本构想:城市生态的构成不能没有媒介的参与和融入,人们的相互依存必定需要并依赖交通和通讯的这些“新方法”,否则建立在非首属关系基础上且充满异质性的城市就难以成为一个平衡的有机体——“既频繁流动又高度集中”;然而就其过程看,媒介对于城市生态的构成作用,又是通过其工具性,也就是人们对这些“新方法”的运用而实现的。报刊(媒介)的接触和使用,成为城市人生存和互动的一种必备能力,是一种必需品。由此,媒介的性质和功能——用于什么,如何用,就成为城市生态学的重中之重。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基本就沿着这样的逻辑而展开。库利认为,传播是一种机制——人类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机制(mechanism);一种手段——人类心智(mind)的符号以及在时空中传达和保存它们的手段,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与整个人类思想之机体相应的有机整体。在这一点上,精神成长方式中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其外部的一种存在。这样的一个机制、手段和一个进步发明的传播系统发生改变,就会影响人类并且改变每个个体的生活和制度。因此,理解人类心智和社会变化的最好途径,就是从它们赖以存在的这个机制或者传播系统的改善入手,就好比从铁路系统和商品运输开始来研究工业和商业一样。库利的这个想法颇有想象力,不仅表明传播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而且顺此而进,可以揭示人类心智和社会变化。但由于库利始终抱持人类生物种性和社会交流是两条明显分开的河道,并排而行却不能交集,因而他的“机制”最终还是落到了心智的反射,成了为传达思想而存在的标准符号系统,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与帕克走到了一起。藉此,帕克所谓的“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层意思:第一,报刊(媒介)是现代城市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门,在城市有机体,尤其是在社区关系的构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正是有赖于此,“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联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第二,关系因媒介特性不同而发生变化,尤其表现在时空的扩展和改变上,并因此影响人类交往和城市生活。以库利的看法,“扩展”和“活力”,是表达这种变化的最为恰当的两个词。基于此,传统的威权、阶层和惯例被打破,“社会由才智、知识和情感越来越高的人所组织起来就有了可能性”。“他们意味着自由、眼界和无穷的可能。公共意识在新的交流所提供的每一步的意见的互相交换中大大扩张得以可能,直到包纳广大的国家,最终是世界本身,或许包括一个活生生的精神整体,而不再是局限在地方群体”。帕克也有同感,“交通和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人们的注意力可以分散得很广,甚至可以同时生活在若干个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这些趋势都在瓦解着邻里原来的稳定性和亲密性”。这是一种类似于个人之间反射式的相互作用。在这样以次级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城市社会实体中,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控制方式,一个特有的现象便是宣传活动必定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口吻马上让我们联想起后来大众传播研究的重点———劝服。第三,报刊(媒介)是通过人们对之的使用,成为城市生态的构造性因素。媒介就是工具,使用就是构成。“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与“移民社会”形成变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帕克眼里报刊与城市关系的缩影。库利的生物种性之河流和后天交流、教育之公路发生交集,并汇聚而成人类本性,恐怕也就是因了此种无须明言的使用。芝加哥学派的报刊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使用,有着一脉相承的深厚关联。

芝加哥学派因城市研究而带出来的传播思想,既丰富又不乏庞杂,使我们难以理出一个单一的逻辑,更无法三言两语而道尽。也正因此,其中也就蕴藏着被不断引申阐发的空间和潜质。最明显的是詹姆斯·凯瑞,他以杜威作为接引,将芝加哥的城市、社区关系和人的交往这一脉,引向了公共文化的传播实践,遂有了所谓的传播“仪式观”。哈特对于美国传播研究的反思,倚重的也是类似的路数。凯瑞对芝加哥学派的再解读,本就针对美国大众传播执着于态度和效果控制研究之弊病,提供一剂似乎可以挽救传播学研究的良方,从而得到众多的呼应,成为重新理解芝加哥学派的主导。然而,凯瑞没有指出另外一点,芝加哥学派同样为他所批评的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输送了思想养料。他们关于媒介的使用和影响的研究,经转李普曼的舆论研究,与受众、媒介使用和效果等研究有着曲折的联结。从芝加哥学派出发,还可以激活另一条经脉。麦克卢汉在《传播的偏向》一书的序言中,通过英尼斯和帕克的比较,得出后者思想对于英尼斯的吸引力,“似乎超过了它对其他学生的吸引力”,从而斩钉截铁地认定,英尼斯“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英尼斯是否可以归入芝加哥学派,这里暂且不论,但是从麦克卢汉的这句话中,恰好提示了芝加哥学派思想,即其城市生态和媒介特性一面,与目今大热的媒介生态学或环境学也是暗通关节,并由此可以抵达今天的数字“媒介生态系统”。关乎这一条线索,我们不只是关注不够,而是几乎完全在视野之外。此外,库利的传播——人类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或许可以在米德的“互动论”基础上予以转化,于此就可以成为“符号、有声姿态与个体自身及他人的这样一簇反应间的关系”,就具有了中介化的力量,不同的机制组织起不同的关系,就如“符号化构成了以前未曾有过的对象,即那种倘若没有使符号化出现的社会关系便不会存在的对象”。“语言并不只是把一个事先已经存在的状况或对象符号化;它使那种状况或对象可能存在或出现,因为它是那种状况或对象由以产生的一个机制的组成部分”。沿着这样的思路,就能够跨接上哈贝马斯,与“主体间性”发生关联。

从报刊是城市构成的一种动力,亦即帕克的“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入手,同时改变并转化帕克以及芝加哥学派媒介工具论,以此构建报刊(媒介)与城市的分析框架,破解现有主导报刊史书写的功能主义路数,改变中国报刊(媒介)史的已有书写,不失为一个方便的路径。

将“媒介”作为“工具”,在研究者中习以为常;但“工具”不是“媒介”,却少有人领会。当然,犹如德国学者克莱默尔说的,工具和媒介的区分,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似乎世界上的技术人造物可以分成两类:要么是工具,要么是媒介。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站在“工具”角度,“技术人造物”就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转换到“媒介”的角度,技术的媒介就“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所以,工具和媒介的重要性完全不同。然而,“一切理解都是生产性的”,工具和媒介虽然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区分,但不同的理解必然导致对本体的不同看法,比如什么是城市,城市与媒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工具论意义上,城市是一个既定的社会实在,媒介在人的使用下或被动或主动地为之服务;在媒介的意义上,城市根基于媒介的穿插和编织,就像它不能没有河流、桥梁和通道一样。由此想起埃利亚斯,他呼吁人们要在思想和情感上同时完成一个新的哥白尼式的转变,改变个体与社会、内在与外在、工具与周围环境的割裂,而是“用一种街道是延伸贯通的、运动着的人类关系网是处于整体的关联之中的这种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居所”,那么,那种感受,亦即“那种以为自己‘内在’独立的和自为的,他人是某种由一道深渊隔开的东西,是自己面前的一处‘风景’,一个‘周围世界’,一个‘社会’的感受,才会逐渐淡化下去”。

因此,与工具(技术)最大的不同,凡是媒介,必定有媒有介,具有联结和转化关系、重塑环境的能力。它是传播的动力机制,是处在“功能性位置”上的中介物,这种中介的功能或者能力在使用时被激活,其“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瞬间就会产生”。具体展开,媒介可含有四层意思:不同特性的介质;连接和交汇的中介;意义生产和分享的界面;关系生成和转化的枢纽。这四个层面存在着逻辑关联:介质的特性是一种可能性也是限制,并由此触接物和人双方的“可供性”;介质特性释放能量——连接和交汇的条件及其方式,即如何连接和交汇;条件和方式规定着意义传播和分享,涉及符号、格式、过程、逻辑以及各自的位置;最后,所有这些汇集成一种组织力——构成、重组或者改变关系,新的传播形态和社会秩序由此产生。杜威就是出于这样的思路,以货币为比,说明语词的媒介意义。他说:“语词就好像钱币一样。在这儿,金、银以及作为信用的各种工具,在它们成为钱币以前,首先是一些具有它们本身的直接和最后性质的物理事物。但是当它们作为钱币时,它们就是体现着各种关系的代替品、代表物和代理者。……因为它产生了新的交往,形成了新的历史和事件。交易并不是一件能够被隔绝开来的事情。它标志着生产和消费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介和关联,在这里它们获得了新的特性。”麦克卢汉同样是将货币和印刷术相提并论,“17世纪货币媒介在日本的运作所产生的结果,与印刷术在西方的运作,不无相同之处。货币重新组织了各国人民的感性生活,正是因为它使我们的感性生活产生了延伸。这一变革并不取决于社会中生活的人赞同与否”。藉此,传播就成了一种人类行为(包括活动、过程、实践)结构,成了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一个被建构了的与正在建构的整套社会关系,是人和媒介的本体论契合。媒介的重要性,就在于这种嵌入各种关系和因素并重新加以组织的“中介行为”。报刊史就是关于这样一种中介化实践的叙述,是媒介与城市和社会关系形态互为改变的历史。这就犹如齐美尔说的,“城市处处都发挥作为交往转动中心的作用”,“每一座城市都会在其身上产生无数的、持久的和变换无定的交往行动的转动中心”,并由此形成交往的真正意义,“意味着一种力量的相互补充,因而意味着力量的增加,力量的增加需要并且因此也产生着一个空间的支撑点”。所谓报刊是“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的。当然,运用者及其情境不同,媒介的过程及其表现和作用也有别,“技术提供可能性,环境起过滤作用,人进行部署”,这是人人皆知的常理,无须再多说。

以“中介行为”为己任,媒介和城市就不是互为相加的关系,不是习惯认为的前者“反映”后者的作为,也不是媒介被带入城市环境中的使用,而是互相卷入,共同创生,是德勒兹意义上的“接合”:为了创造整体和同一性,不同因素可以被联结(接合)起来或被切断联系。每一次联结都导致了一个特殊的整体。一方面,报纸穿插于城市的纹理中,牵线拖网般拉曳出新闻和信息;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在报纸的组织化、程序化操作中得以编织和呈现。媒介的每一次介入都是对场景及其含义的改变,同时又构成特定角度中的城市新场景,成为众人分享和触摸的经验性存在——报纸也因这样的分享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媒介的介入重塑了城市关系,也正因此,“各种各样的远距离活动形式去除了实体化存在的社会优先性”,从而在“现代媒体与现代城市主义间的相互交织”之中,使“地点与经验”、“熟悉与陌生”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含义均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我所称的报刊实践——中介化实践,就是对各种具身的、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的交合和转化。报刊实践不是以往认为的业务上的采写编评,不是媒介使用,也不是报刊如何反映现实,而是如何以媒介的方式来操作媒介,在组织编织关系现实中达成新的现实关系。

我之前曾经仿照布罗代尔“经济-世界”之用法,以“报纸-城市”来说明媒介与城市的这种关系,就是出于如是的想法。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的意思是,经济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中的经济。也就是说,世界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并在其中构建了经济,是经济关系决定世界界限。城市和报刊同样如此,不是先有一个城市实体存在,然后从中使用和规定媒介,而是媒介和城市(地方)相互运作,不断生产出城市的形态和界限。没有媒介,就没有城市,因为城市必定是以各种中介方式,诸如报纸、地方电台和电视节目、墙壁画,以及无数的关于当地情况和事务的面对面交谈等所呈现、所构造;媒介给予“城市”光亮,让它具有可见性;媒介又是在城市的运作中,在城市的各种脉络中穿过并游走,从城市“集合、包含、省略并且重新汇合集体记忆的材料”中吸取特定的水土和资源。媒介与城市就是在这样的相互运作、相互接合和相互改变中,一起构成了具有孕育能力的环状系列。媒介-城市在创生这一切的同时,也创生它们自己:它是开放的,但不是任意的;它是随机而成的,但脱离不了特定的肌理和经纬,恰似物理学中的三维球面,有限而无界。

埃德加·莫兰的这个说法很值得玩味:“出新的知识第一选择不应该是理论,不应该是建构理论的方式,而是对我们的知识结构,对我们的认知功能的探讨。”既然如此,所谓的创新,所谓拓展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就中国报刊史研究者而言,首先需要对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功能有一个反省,本文也正是在这方面的一种探索。同时,也是为通过报(媒介)与城市关系这样一个基本框架,进一步澄清并说明我们倡导的“城市传播”和“新报刊书写”的基本思路,以供同好了解、讨论和批评。

作者简介:
黄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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