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姚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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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两次大的风波，直接影响了中国学生留美的格局。首先就是1900年“庚子事变”，即义和团运动；其二就是1905年发生在沿海口岸的抵制美国货物的行动。

这两次事件的结果都带来了对留学美国意想不到的影响。对于中国义和团运动及随之发生的“庚子事变”，当李鸿章代表失败的清廷，于1901年9月7日，在仆人搀扶下战战兢兢地来到谈判桌前，在各国联军的代表面前，签下屈辱的《辛丑条约》时，他怎会不想到，5年前的1896年，他出访美国抵达纽约时，十艘军舰在海港列队欢迎，他在骑兵护送下威严地穿过纽约闹市，那里的千千万万美国人争相一睹这位“自孔子诞生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物”。究竟是何因素，导致中国落得今天这般下场！李大人大概直到去了西天也未明白其中道理。中国政府被迫和11个国家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政府向各国赔偿45，000万两白银，分39年偿还，连本带利共达98，223万两白银，这就是屈辱的“庚子赔款”。当时中国人口总共约四亿五千万，平均每个中国人要赔一两银子。这个连惩罚加欺凌的条约本来就不公平，而这笔巨款更成为加在百姓头上的重担，引起民怨冲天。

如此巨额的赔款，不仅引起中国人民怨愤，也让一些外国人有些不解甚至质疑，最终导致退还多余庚款这一历史奇谈。究竟是什么因素最终导致美国退还多余庚款给中国，并且成就了“庚款留美”呢？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这段历史。

1美国国务卿及美国驻华公使的首倡作用

首先提出并发现庚款索赔过高的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又译作约翰·海伊）。此人曾任林肯总统秘书，具有强烈民主意识与和平等观念。在列强讨论庚子赔款时，他反对欧洲列强企图瓜分中国领土，于1900年6月7日声明美国对华政策旨在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及各国在华维持公平贸易原则。（4-5）当然这里并非是他完全站在中国人立场上说话，他此举也是为美国在华政策“门户开放”开道。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19世纪中期的内战延误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尽管到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他发现自己市场太有限了。“它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4-6）如果列强瓜分中国，那些老牌帝国主义肯定会比美国占有更多优势，而他追求的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继而海约翰又反对过高的索取，他曾经在1901年5月28日给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信中表示，要求中国赔偿45，000万两白银数目过大，其结果“会给中国造成灾难”；并指示柔克义把赔款问题提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处理，避免对中国过度要求。这位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不仅是位外交家，还是位汉学家、一个中国通。从列强讨论赔款时，就是美国代表团特别助手，海约翰促将此问题移至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及限定赔款数要在中国财力能够付偿的范围之内的中肯建议，被各列强拒绝，美国随即又提议，按提出赔偿要求之比例减低，甚至在5月10日给柔克义电文中如是说：“如各国应允同样减赔，美国可减去其‘合理的’赔数的一半。”（4-7）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响应。最后中国被迫赔偿连本带息共计98，223万两白银。从1902年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

美国当年按照各国损失比例，分得7.3%的赔款，连本带息共计5300万美金。而美国人自己估算的损失应该只有2500万美金，也就是中国偿还数高出实际应得数2800万美金，那是一笔巨额。海约翰对美国索取赔款的数额是实际损失的两倍感到不安，他如实透露的谈话竟被《纽约时报》于1902年1月公布于世；而此时恰值梁诚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公使（4-8）。

2驻美公使梁诚的努力成为退还多余庚款的关键一着棋

梁诚是上世纪第四批留美幼童，（又名梁震东、梁丕旭）。1875年出国时年仅12岁，1881年被清廷召回国时，正在麻州安德福（Andover）的著名高中菲利普学院（Phillips Academy）学习，那是一所全美名列前茅的私立寄宿高中。梁诚回国初期并未被重用，直到清廷屡遭挫折后，他与其它早年留美幼童才开始被朝廷启用。当他陪同清廷皇亲国戚环游世界时，《纽约时报》是这样形容他的：“他称得上是一位英语大师，他有一副洪亮的嗓音，光洁的面孔，威严的仪表，整个演讲轻松，有说服力……”（4-9）1902年他被委任驻美公使，到美国接替伍廷芳。在他上任后，正好看到《纽约时报》的消息，知道美国自己承认索取赔款过多，并将此事披露于公众。他便亲自找海约翰国务卿谈话，海约翰也明确告诉这位新上任的梁公使“为缓解赔款带给清朝财政的负担，美国可以考虑退还庚款多余部分。”梁诚立即表示，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导致民间负荷过重，仇洋民意高涨；既然美国也感赔偿金额实属过高，何不由美国倡议核减赔款。并且预言“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梁诚心中明白，美国索取过多，其它国家当然同样也索取过高，他是希望其它国家能够跟随美国也归还多余赔款，这样给自己国家大大减轻负担。梁诚凭借一口地道的英语，又被华府官员乃至白宫得知，他就是当年菲利普学院在校际垒球比赛中的投球高手，曾连获大捷的出色中国留学少年，在崇尚体育运动的美国，这样的背景，竟使人们对这位新公使刮目相待，使他办起事来顺畅许多。正如他对安德福高中校友提及他与总统见面情景所说：“我跟罗斯福总统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利普·埃克森学校（安德福德兄弟校），而使安德福获胜的人。’从那时起，总统和我的关系增强和接近了十倍。”（4-10）梁诚奔波于美国多个城市演讲，常用这样的话做结束语：“让我们希望，我们双方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两国的文明和人性会战胜原始和野性。”（4-11）可惜海约翰1905年终，在任内突然病逝，令本来比较通畅的交涉陷于胶着状态，又逢中国抵制美国货风潮，致使退还庚款的事一拖再拖；好在驻华公使柔克义与海约翰本一脉相承，他继续推进这个非同寻常的重大外交事件。并且密切地关注每一个运作细节，既保证此款退还中国，也防范它们中途挪作他用。

3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从中的斡旋作用

明恩溥（Authur Henderson Smith，也译作欧叟·H·史密斯博士）1845年出生，1872年来中国。他在87年有生之年中，在中国生活了54年，也就是他一生中三分之二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特别是在鲁北贫困农村生活了28年，讲得一口山东土话。作为公理会派来华的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观察细致入微，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农民的了解，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外国人中少有的。他先后写过10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不少被美国人视为了解中国必读之物。1888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的格言和寓言》，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都被鲁迅关注并推荐，也为许多美国外交官乃至华盛顿官员所引用。1900年时，他已经发现并一再提醒大家注意义和团的问题，可惜当时无人理会。那场灾难之后的1901年，他出版了详细记录和评论义和团动乱的《骚动中的中国》，并指出唯有西方教育能够阻止进一步的排外运动。他认为无论是武力还是赔款，都不可能弥合中西方的对立与冲突。

果真1905年从上海发起，一场抵制美货运动迅速蔓延全国，而且长达数月经久不衰；民众针对美国《排华法》提出“以其法治其人，联合抵制”——不用美国货，不售美国货波及全国。这场民间发起的运动反映了民众心理，既令美国朝野吃惊，也让清廷难堪，只好令各督抚平息运动；而美国总统也表态，《排华令》只禁华工，欢迎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其后无论中国、美国还是世界，都把这次运动看作是“中国的觉醒”。

就在这次风潮之后的1906年1月，明恩溥回到美国度假，他加入游说美国退还多余庚款赔偿的行列。他认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友阿巴拉文，他向这位总统之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政府既然有重新振兴对华贸易的打算，就应该继续采取海约翰制定的邦交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还庚款，让中国逐年派学生来我国留学。”他的话得到阿巴拉文先生的认同，他让自己儿子带着明恩溥于1906年3月6日到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对这位在中国度过了几十年的中国通极感兴趣，竟然和他彻夜深谈。最后罗斯福总统直接了当地问明恩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你就告诉我，要我做什么？”。

明恩溥坦率地说：“总统阁下，我所要求的，就是把这两千多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用于对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足够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送给总统两本自己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罗斯福总统竟然几天就看完了，还写了封信给明恩溥：“我非常愉快地读了你的大作，实非其它书籍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人的了解加深了许多。”（4-12）罗斯福总统实际是从他的对华政策角度全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正如他完全同意并引述加拿大传教士比舒伯·布伦特（Bishop Brent）在拜会他时对他说的话：“现在是时候让西方给东方输入思想了，这样可以降低两个迥然不同、相互对立的文明发生可怕冲突的几率，如果我们一直等待，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等得太久了。”(4-13)

明恩溥在美国五个半月的休假中，到各地作了170次演说，他尽力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他告诉他们中国大胆地废除科举，乃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最果敢的智力革命”，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再次扮演支持中国教育的角色。他也批评美国目光短浅和傲慢，致使中国发生抵制美国货事件。他于次年回到中国后，1907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今日的中国和美国》，再次详述关于支持中国留美的教育计划。

4美国有识之士在不断敦促

中国留日学生上万这个现象，无论如何对美国政界和学界都是一个刺激。他们不会忘记，清廷最早派送官费留学生是来的美国，而不是日本或欧洲；可是现在，全美只有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日本却以万计。美国政界与学界中明智之人，从一开始就在促使这件事的实现，如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先生，他始终认为，教育可使中国政治安定和商业繁荣，使中国成为美国富足的贸易伙伴。同时，一旦留美学生成为中国领袖时，美国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正视的是，中国方面知道美国有归还多余庚款意愿后，国内各方面人士都有如何使用和支配这笔款项的建议及打算，美国政界却是从整个美国远东战略布局出发，拒绝把庚款作于振兴东北之用，而坚持此款只用于留美教育。以后美国有更多教育界人士加入督促归还多余庚款给中国、派留学生来美国的游说行列。其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 James）1906年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最有代表性。该文是这样写的：“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的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成就这件事（有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对中国领袖们知识上及精神上的支配，就该在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最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的发展了——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我们相信，只要花极小的努力，就可极大地而且是极为满意地赢得中国人的善意。……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4-14）

美国总统罗斯福1907年12月3日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该提案于1908年5月于参众两院顺利通过，该年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了退款令。预计1909年1月1日施行。

美国政府把庚款多余部分退还给中国，并指定作为教育，特别是留美之用，在中国和世界皆引起巨大反响。欧洲诸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们不理解美国怎么会做这种蠢事——把到手的钱又送回去。无论是美国还是梁诚期盼其它国家会跟进的奢望，直到若干年后才有微弱的响应，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在和他们争夺对中国控制权的一个聪明而关键的步骤。

1908年7月，清廷朝廷外务部就收到驻美公使柔克义关于美国政府决定归还多余庚子赔款的通知，即开始拟定《派遣留学生规定》；

1908年10月31日，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主持制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又名“计划草案”）；

1908年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颁布“实施法令”，美国国务卿鲁特（Elihut Root）同时通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及清廷驻美公使梁诚，归还多余赔款将于1909年1月1日起始。（4-15）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清廷特派使节唐绍仪——上个世纪第三批留美幼童中一员——作为钦差大臣前往美国，代表政府向美方致谢。唐绍仪此行还有一个潜在的秘密使命——他和清政府，仍然想把这笔退还的多余庚款用于振兴东北之用，美国方面知晓他的意图，几乎不给他机会表达，更无可争取。无奈中，唐绍仪只好认真执行此行的职责，他邀请当时在美国求学的一百多个中国留学生前来华盛顿，和他一起在白宫的蓝室（Blue Room）亲眼见证罗斯福总统签署执行令。仪式之后，唐绍仪代表中国人民感谢总统先生同意归还多余赔款，并用于教育事业；罗斯福总统讲话中除了盛赞中美友谊及中国取得的成就，也希望中国继续进步。他和排队过来的中国留学生一一握手，这一幕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特别赞赏作为“钦差大臣”的唐绍仪既适当地表达了谢意，又没有丧失中国独立之精神。而当时代表中国留学生做答词的竟然就是后来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可贵的是这位钦差大臣唐绍仪最后对这群他邀请来的留学生的叮嘱，竟然是强调“体育、社会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非常重要”。他对留学生的期望，百年后的今天仍是振裘持领之言。（4-16）

1909年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甄别和考选。这是自1905年废除科举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考选。鉴于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却参差不齐，成效也有限；此次用的是庚款，相当于官费，故清政府拟定严格考试规则，欲挑选优秀学生出洋。1909年9月1日《申报》报道有近千人报名。先由各省选送，再在全国范围考选。遗憾的是，有的省竟然“鲜合考格之选”，派不出人来参考。最后1909年，603名考生中有400多名来自北京，各省仅选出150名。

这些考生汇集北京，考试分作两轮，第一轮为两天，9月4日第一天考中文——上午作文，下午考经史，9月5日考英文——完全按照美国入学标准来考（据悉是美国人出的考题），包括英文论说及问答题。可以想象，1905年刚刚取消科举考试，1909年9月就按照美国大学水平考试，同时还要具备国学功底，结果果真有英文第一名者，国学一分未得；国学第一名，英文考试过不去。各方争斗协商的结果，最后参加考试的603人，仅有68人获得进入第二轮考试资格。

9月9日开始为期三天的第二轮考试，第一天考了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9月10日考了立体几何、物理、美国历史、英国历史，第三天9月11日考了三角、化学、罗马式和希腊史。前后5天总共考了17门功课。9月13日发榜时，仅有47人被录取，那也是把最低分数降到45分，才拔出了47人；这仅占预期每年选送100名学生的一半不到。可想当初刚刚开始的新学和留美要求之差距。按照参考人数来计算，大约13人中录取一个。选中者年龄从16岁至20岁，其中6人来自圣约翰大学（均在17名之前），而考取最多的是来自邮部高等实业学堂（共14人），即以前的南洋公学，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这所由洋务派领军人物盛怀宣创办的学校，完全按照美国中学学制兴办，在科举终止后三年的全国选拔中，崭露头角不足为奇；倒是京师大学堂仅有3人被录取，反映了仅靠国学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了。另外从籍贯来看，沿海省份占据了四分之三。由此可见当时新学在内地和沿海省份相差多么悬殊。录取分数降到45分，也是为了能够涵盖几个内地省份学生，否则说来是全国统考，分布过于不均衡，也难以面对国人。

被录取学生的去向，又以数所美国名校为最：麻省理工学院（MIT）（10名），哈佛大学（7名），哥伦比亚大学（7名），康奈尔大学（4），威斯康辛大学（4），普利斯顿大学（2），耶鲁大学（1）等等，其它也都进入美国的好大学。而从所选科目来看，已知的46人中，仅有4人学文科（文学和哲学或新闻学），其它全部学理工科。这也是清廷接受留日的经验教训——留日学生卷入政治活动者普遍，对此次来之不易的庚款留美，大方针早在袁世凯制定的“计划草案”中，就已经规定80%理工，20%政法。

首批庚款留美生赴美所经路程竟然和40年前首次幼童留美几乎相同。1872年30个幼童乘坐的是老旧的明轮船乘风破浪横渡太平洋，掀起的浪花曾给他们带来惊恐和欢快；这次47个青年人乘坐的是一艘蒸汽轮机船（Steam Ship）,名叫《中国号》的邮轮（S. S. China），他们身着西装，脑后没有了辫子（这和30年前首次赴美的小留学生不一样了），而护送他们赴美的唐国安和在大洋彼岸迎接他们的容揆，恰好都是当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唐国安当年中断了刚刚开始的耶鲁大学法律系求学生涯，而容揆滞美未归，他在完成耶鲁学业后，也实现自己当年承诺——为中国服务，而一直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想必这两位昔日留美幼童，此时的清廷官员心情可谓五味杂陈。唐国安到了美国后，竟把满脸美髯全部剃掉，跟随他前来的那批年轻学子大为轰动，戏称“老大离家少小回，乡音未改嘴毛衰；老妻相见不相识，笑问儿童何处来。”此举也许是由于唐大人忆起翩翩少年意气风发的往日情景，更可能是眼见离别30年的美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想来回国后30年，自己国家所走的弯路，今天送来这批留学生竟然是顶着“赔款学生（Indemnity Students）”的屈辱头衔，怎能不百感交集！也许用几年后赴美的陈瀚笙一个更为生动的描述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更为贴切：

“船终于在美国旧金山靠岸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不仅跨过了一个太平洋，而且跨过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一个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一个注重科学、讲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在我面前揭开了新的一页”。（4-17）

而在华盛顿迎接他们的竟然就有留学鼻祖容闳，容闳当年11月，在自己的自传中加写道：“1872年那批留学生的仅存者中，有几人由于艰苦努力，勤奋不懈，终能跻身于中国重要的经世之才的前列。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原先的留学事务所也恢复了，虽然形式上已有改变。因此，如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翩翩连炔，从遥远的海角天涯，来到欧美接受科学教育。”老先生为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留美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1910年，庚款留学生来到哈特福特拜见老先生，两年后，他就撒手人寰。

这批新来的47人，程度确实参差不齐，除了少数几个学生直接进入大学，其它的被送入新英格兰地区五所高中继续补习英语和其它科目，而且他们也像40年前一样，分别住进美国人家中，直到1910年秋季才踏入大学之门，尽管起初他们不愿意再踏进中学门坎，不过后来都对这大半年的补习教育，特别是在美国人家中居留，让他们深感比那些直接进入美国大学校园的人受惠甚多。

1910年9月400多人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选考。其考试内容加大了难度，除了国文、英文及自然科学诸多科目外，还涵盖了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及拉丁文、德文、法文等科目。最后录取了70名。备取生和各省谘送的430人在1911年6月参加了第三次考选，录取了63名。前后三期共录取180名，由于他们都是经过“品学甄别考试”后留美，故被后人称之为“甄别生”或“史前生”。如果考虑到1911年3月从清华学堂中等科学生中录取的12名幼童，他们可算作“史前生”中的第四批，那么“甄别生”总数应该是192人。

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也是由唐国安护送来美。1912年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唐国安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他竭力把这所学堂办成一所他亲眼见过并亲身体验过的那种真正育人成才的大学，故他采取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校长负责制”和“全人教育”办学方针，力争改革教务制，并广纳贤才。与此同时他还受命投身于禁止鸦片运动，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海牙禁烟会议，最终参与制定了《国际鸦片公约》。清华学堂说来有庚款支持，可是当时掌权又专横的袁世凯挪用庚款为自己军队所用，唐国安被迫向外国银行借款维持学校正常运行。他在心力交瘁时写下：“我把一半生命献给学校，另外一半用来偿还债务”，最终由于过度操劳上任不到两年，他带着未尽的“大学梦”和“强国梦”，1913年因病辞世，年仅55岁；他被后人称之谓“容闳第二”。百年后的2011年3月19日，在他家乡珠海唐家湾，一座唐国安纪念馆落成，他的铜像后面有100株树木，是清华校友赠送。揭幕当天，300多位清华校友从各地赶来出席，50个小学生站在铜像前起誓——不忘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此乃梁启超最早提出，唐国安认可，而由他指定的后继周贻春校长最终将其定为清华校训）。人们没有忘记这位早年留美幼童、后来的清华首任校长，为了中国走上富强而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愿清华精神代代相传。

前三批留学生都是直接送到美国留学，不像后来庚款留学都要先在“游学肄业馆”（后来改为“清华学堂”）进行补习准备。清华学堂在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其中包括中等科（1922年停招）及高等科（1924年停招）。1925年正式成立大学部，学生毕业后全部资送留美，进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从1911年至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业，共派送学生1，828人（180名史前生加上以后清华学堂所送1，648名留美学生）。（4-18）第四次留学潮随后被融入了常规留学渠道。不过我们在此探讨这次不寻常的留学潮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此次庚款留美有下列几个特点：

（1）由于在全国范围甄选，录取的学生素质相对较高，他们年龄大多在17至20岁，到美国后计划直接进入一流高等院校念本科，其后少数继续读硕士、博士学位。和早年留美幼童比较，选择年龄稍长，有一定英文和科学根底的人留学，收效更大，这也是留学政策在摸索中的进步；对于庚款留美的总人数众说不一，实际是基于不同计算法。史前班是180人，其后1912年至1929年庚款不再专门用于留美为止，一共直接派出留美生969人，一班幼童班12人，直接排出留美女生53人（当时要求应考女子条件是“体质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年龄23岁以内”），专科生67人，总共1，099人，如果加上史前班180人，共计1，279人：此数字乃是最常见引用数字。

不过清华学堂那些年间还派出不同类别的学生，如庚款补贴生476人，特别官费生10人，各机关转入清华学生60人和袁氏后裔生3人。加上上述1，279名学生，从1909年至1929年，二十年间总共庚款派出学生为1，828人。此数字和上面常见的1，279人的差别就在此。1929年后，庚款不再为清华专用，而面向全国。

（2）庚款种类繁多，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状况，如1916年，到美查访的人发现，每月60美元的庚款学生生活费让学生捉襟见肘；而三十年代有的庚款补助生，竟可带家属。但总的来说，庚款相对比较充裕，学生都可以安心读书。后来英国、法国也仿效美国归还部分庚款用于派遣留学生，但是条件都不如美国优厚。无论如何，清华学堂还是因缘庚款而建设完备，待遇优越，也被人抨击为“贵族化”。那时北平女学生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好通融”！

（3）由于这是美国政府建议、中国政府响应并支持的，因此即使在《排华法》没有解除的年月里，这些留学生也没有受到无论是身份还是待遇的歧视；只不过顶着“赔款学生”之名，让这些学生自有难言之苦，称之为“国耻之痛”。也造就了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及民族命运的特殊心态。他们期待学了本事归国后可以振兴中华为目标，所学科目，多选国内稀有或缺的学科。正如1928年清华学生会的一份公开《宣言》中所说，“清华为美国退回庚子赔款所办之学校，意义在于纪念国耻，使命在于为国储才。”而派遣他们出洋的清廷，鉴于留日生多卷入政治活动，反满情绪日涨，对庚款留美生更是遵循一贯思维，即盼望他们学得一技之长，在器物层次上提高中国整体水平，故明确派遣宗旨为“以十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科。”（4-19）

（4）这批留学生及其以后的历届庚款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比比皆是，下面我们将举例说明。这里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客观因素，其主观努力也不容忽视。这批留学生多数是靠自己本事考上的，不少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可是他们赶上了这个机会，并且用自己的实力给我们留下了奋发图强成功的范例；和30多年前幼童留美无一满人相似；在第一批甄别生47人中，仅秉志是满族，其它都是汉族。从庚款留美生所去就读的大学来看，大多数在美国进的也是出色的学校，如他们中有179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13名进入哈佛大学，112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95名进入威斯康星大学，92名进入芝加哥大学，71名进入康纳尔大学等等（4-20）。

（5）前三批庚款“甄别生”说是全国范围考选，从录取结果看来，沿海省份仍然占多数。第一批中，江苏省占了21人，约占总数的44%，浙江9人；第二批70人中，江苏省就占了29名，浙江14名。这和首次留美幼童以广东为主有所不同。十九世纪广东开放早于内地，送子出国还被部分家长接受，而内地保守，视出洋为危途。这次江苏录取多的原因是因为此时上海出现了有两所出色的学堂——约翰书院和南洋公学（即邮部高等实业学堂）。两所学校录取者就占了总数约三分之一。前者是最享盛名的教会学校，全部用英文教课；后者是盛宣怀1897年创办的学校，也是那个时期中国新学堂中的佼佼者。内地这种条件欠缺，有的省连一个候选考生都难找，也反映了教育极为不平衡的现实；

（6）这批庚款留学生可以说真正是“学贯中西”，这也是他们胜过留美幼童的一大优势。他们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从全国选拔出来的。何为“学贯中西”？也许我们通过具体例子可以一睹真情。

在首批47个人中，有位学生名叫王琎，他在一生78年的有限生命年华，记了56年日记。总共字数高达400万字的日记，有幸保存了下来，并且被他长孙做了详细梳理和研究，最终写就成了一本难能可贵的书，那就是王天骏所著《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学生》（4-21）。读者可从这本书中读到更多有关庚款留学生的精彩篇章；下面我们提及的仅仅是该书第57至58页中，详述这位首届庚款留学生的中西学涯背景。

王琎1888年出生，从1894至1904年（6-16岁），他学了10年国学（相当于如今的小学和初中）；后因废除科举，失去考秀才功名机会，不过其水平也相当于秀才。1905年王琎进京读新学；自1905至1909年，他补习了英文和科学基础科目（相当今天的高中）。190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庚款统考，录取后被送至美国里海大学主攻化学工程，直至1915年返国，他的西学也是10年——1905—1915（17-27岁）。

我们来看看王天骏先生仔细梳理过的这位10年国学、10年西学的前辈，王琎从6岁至27岁的20年里，究竟读过哪些书、上过哪些课：

10年国学（或称旧学），1894-1904——《孝经》、《诗经》、《书经》、《论语》、《纲鉴易知录》、《尔雅》、《孟子》、《大学》、《中庸》、《左传》、《礼记》、《说部岳传》、《聊斋》、《唐诗》、《东莱博议》、《春秋大事表》、《日知录》、《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会典》、《大清舆图》、《莱山纲目》、《水经注》。另加八股文、诗文、时文、策论、正史、群经、诸子、掌故、《东华录》、《经世文编扎记》、格致等；

10年西学（或称新学），1905-1915——英文、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积分、微分方程、积分学、定量分析、机械工程、地质学、电磁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工业分析、机械力学、机械工程、冶金学、理论化学、有机分析、电化学。再加上工场、实验、机图学等课程。

岂非“学贯中西”乎？！

还有一位大家熟悉的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也是庚款首批留学生，获电机学位后回国；数年后又赴美，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这样一位现代学者，竟也是满腹经纶。他的多位同学提及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像这样一群学贯中西的留学生，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们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特殊群体。当然在庚款留学前后的许多其它类别的留学生，也有与他们相似的背景，同样是学贯中西，如前面提及的李四光，就能写出非常出色的古诗词。难怪许多研究中国近代科学的外国学者，都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何中国科学家，人人会写诗？”这在外国，或是后来的中国科学家中，都很少见。其实看看历史背景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这批留学生所处时代正值科举尾声，在他们年幼时，都以国学为根基，那时为了日后功名，读书人必须废寝忘食地读书，在私塾严厉而刻板的教师板子下，战战兢兢地背诵无数他们懂的或是不懂的国粹；而后废除科举，他们投入西学，同样是为了日后的生计和前途，他们从小苦读的精神再次焕发，于是这些人又发奋学外文和各类新学，在30岁前就已可称学贯中西；日后他们中出现不少大师级人物，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学问根基和文化造诣都能支撑他们向学科的纵深发展，这些人的人文修养和人格魅力也为他们日后的学生树立楷模。而且即使从这群留学生中横向来看，那些成就更大和工作更长久的，都是国学底子更为厚实之辈，也许今日人们问起为何当今中国出不了大师，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多少可以找出些蛛丝马迹。

王天骏先生在研究史前班庚款留学生时，对首批第2名的邝熙堃和第二批第55名的胡适，有过十分令人惊叹的对比。他们二人早年在美国有过一场笔战，那是1915年当日本以“二十一条”要挟中国政府时，热心事态发展的在美的留学生们纷纷发表各类观点。胡适当时表示：“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外国人其洗次耻哉！”；而邝熙堃坚决予以反击：“他如何使中国死后复生？难道是靠一只胳膊夹着圣经，另一只胳膊夹着一本勃朗宁的诗集，就能办到的吗？一旦日本在中国立足以后，就只能用武力驱除他们。使中国死而复生比在日本打进来之前就加以抵抗要困难得多！”那时胡适明显占下风，被众人指责为卖国贼。可是两人回国后走的路子和事业的成就，日益拉大距离。胡适成为一代宗师，而邝熙堃却默默无闻。王天骏先生联系二人成长背景来解释这个现象。他认为胡适有坚实的传统文化训练和熏陶，而邝熙堃成长在一个完全西化家庭（其父是上个世纪留美幼童邝国光），其后又在圣约翰大学就读，再赴美留学。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生疏，对中国社会也有种隔膜感，虽然他在美国获得了几个不同领域学位，回国后却在多种职位中游离，无一突出成就，更难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发言权。这个例子给后人极大启示——一味追求外文造诣和国外学位，而忽略本国基础教育和社会实践，有朝一日想报效祖国时，会感到有心无力。（4-22）

（7）在首批庚款留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博士学位，其中一位胡刚复，另一位是秉志，他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被称为海外归来的“赛先生”。他也是首批庚款留学生中，国学功名最高者——前清举人。47人中，另有6位是秀才。其它在美国获学士学位的人，如果继续念下去，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都是可能的，如胡刚复和秉志一样，他们二人1913年获得学士学位后，继续深造，1918年获博士学位；其它人因为当时国内局势都急忙归国。而以后由清华学堂出去留美生中读博士学位的就十分普遍，获学位的数量也大量增加。以沈希珍1994年对969位庚款留美学生调查结果可知，其中获博士学位的有183人（19%），硕士学位436人（45%），学士学位248人（25%），未得学位的80人（8%）（4-23）

（8）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多数都进入教育行业——以调查的969名庚款归国留学生职务来看，到各大学任教的有300名，占总数38%；他们逐渐取代了早期大学的外籍教授，成为各学校教学的主力；有的甚至开辟了新学科、新系。他们是一群盗火者，一群科学的传播人，也是培养中国科学队伍的教育家。他们中有20余人担任过校长——他们是金邦正（北京国立农业学校，即北京农业大学前身），他曾于1920-192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其后是梅贻琦于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其它胡适、蒋梦麟先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竺可桢（浙江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欧元怀（大夏大学）、廖世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胡敦复（大同大学）、任鸿隽（四川大学）、杨荫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郭秉文（东南大学）、李登辉（复旦大学）、高阳、俞庆棠（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陆克伟（燕京大学）、胡明复（东南大学）、茅以升（北洋大学）及吴贻芳（金陵大学）等。（4-24）40人担任过教务主任，其它250人在各个大学担任教授或行政工作。这些归国留学生到了教育界，他们带来一股新气象，如梅贻琦提出“教授治校”和“通才教育”，胡适在北大提倡分级制改为选科制，郭秉文提出“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蒋梦麟对北大做了教学和科研全面改革，这么多人踏入教育界不是他们不想做研究，而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一是大学需要他们去育人，二是中国尚没有研究机构可以让他们一展宏图。而他们到了大学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建立起中国许多最早的研究机构。

（9）建立中国最早的近代科学研究所及相关学术机构。

这批早期庚款生在美求学时，适逢国内爆发辛亥革命，随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袁世凯上位，南北对峙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让这批海外学人对故国局势关心备至。他们在发奋读书的同时，一心想着以后回国该怎样在中国发展科学以振兴中华。1914年夏天，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汇聚了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留美学子，他们一致认为“科学救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任鸿隽所说：“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没各邦声名文物之盛和有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学之赐也。”他们已经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态，等不及回国再行动，身处科学发达之美国，眼见各类研究所及科学学会林立，决定先创立一个自己的刊物《科学》；随之再成了一个科学社团，尽可能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签名加入科学社的共有9人，他们是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和任鸿隽。前7人均为庚款留美生，后二人为稽勋生（奖励辛亥革命有功的公费生）。这9人都是攻读自然科学的人，他们自认为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诸如介绍科学知识和原理，引进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推进成了科学机构，甚至审定科学名词等等。不出半年，1915年1月，第一期《科学》杂志在上海初刊，同年10月，科学社改名为《中国科学社》，也正式注册为一个术学团体。1916年1月正式召开年会，以后年年如此，直到1936年，21年未曾间断。《科学》杂志发表过无数科学论文，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尚无任何学术背景、无任何正式职业的华罗庚写的一篇对著名数学家苏家驹具有批判性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竟然就是登载在1930年第15卷第2期《科学》杂志上，后来此文被清华大学数学教授、那时正代理理学院院长的数学家熊庆来发现，并请华罗庚到了清华大学，就此改变了华罗庚的命运，也造就了一代数学大师。由此可看出《科学》杂志在那个科学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和接受的时代里，起着多么独特的推手和桥梁作用。（4-25）为了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出版了半月刊《科学画报》，销量曾达两万份，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可观了，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相信在科学荒芜时代，看过《科学画报》又受其启发而对科学感兴趣的青少年一代人，不会是少数。中国科学社为了整个社会科学启蒙及对下一代的科学教育，在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我们在此必须提及的是，就在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前一个月，在庚款建立的大本营清华学堂里，以叶企孙发起，相约其它郑步青、张广舆、曹明銮、余泽兰、沈浩、刘树墉、李济、唐仰虞等9人相聚，于1915年9月18日商议成立科学会（The Science Club），次日申报学校，得到校长批准，并请到梅贻琦老师做评判员，遂开始了每两周一次的科学报告会(4-26)。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说，清华校园里的科学会比美国康纳尔大学校园里的科学社还要早成立一个月（中国科学社是1915年10月25日成立），不过前者是一群高中程度的准大学生，他们的报告内容是各人轮流介绍自己熟悉的学科内容，宗旨是“研究科学”，遵守“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实求学、切实做事”；而后者是一群在美国顶尖大学就读本科的庚款留学生，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科学救国，正如《科学》创刊号中所述：“然是无精密甚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使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为科学乎！”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科学会的策划和创始人叶企孙立即被吸引，他给美国的中国科学社寄去会费，表示愿意参加该社。这里我们提及中国最早的两个科学团体都和叶企孙的名字连在一起，下面我们还会详细述说。

几乎就在同时，留日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其后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1919年该杂志第六卷第一期明确喊出“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两股力量汇拢成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思潮。

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的第四阶段，它已经深入到思想行为和文化层次，直接冲击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第四次留美学潮及前第三次留日学潮及其它归国留学生，还有国内各阶层的开明人士一起，举起了现代化最为艰辛的一面文化变迁大旗，那是涉及到观念、意识、价值和行为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对现代化价值观念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两大特点：一是现代化所表现的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方面对人及对人类价值的影响；二是现代化社会要求公民要具有一定的质量、态度、价值观乃至习惯和性情。今天当中国游客走遍全球，中国人将自己的面目展现在全世界人面前时；今天当中国企业走进世界大市场和竞争的战场，深感文化变迁滞后和无视现代社会的若干基本价值观及规则，不仅带来种种拖累并初尝苦果，这个任务似乎更加明显和紧迫了。它也告诉我们，现代化变迁与过渡中产生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对国人来说，尽管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上百年时光，可是它还远没有完成，还需全国人民和有志之士共同努力。

本文节录自《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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