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诗意与记忆  李大兴

（三年前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昨日的世界》与茨威格之死”曾引用这篇序言，今日重读别有感触，迻录如下）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象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荡过；而我自己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象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一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

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我于一八八一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在今天的地图上己找不到它：它已经不留痕迹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历经各国的首都，然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却不得不象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它。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宾客；即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援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

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象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和那里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之内而感到惊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作比较时，更是如此。

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每个人都是单革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门前。

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也在什么地方发生过战争，不过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那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且是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隆隆的大炮声，再说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被人们所忘却，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切都不会重复，已过去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不会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谨，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长一些的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

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是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第一次大战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第二次大战是站在反德国这一边。我在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译者注，下同）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的纲领性、自觉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几代人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

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人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话可以在同一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从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战胜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都在重演。总之，在我们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以前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再重复一遍。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的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的自己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亲临其境。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任自己去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就会比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具有更多的阅历。况且，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然处在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转折之中。所以，我把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并不是完全没有意图的。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