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计算机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
2021-01-10 0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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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不好为师而人师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刘永谋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保留一切知识产权,侵犯必究。

梅迪纳的《控制论革命者》(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是数年前从Richard Olson的注释中看到的,于是对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与技术治理的关系问题产生兴趣,把来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归总到一起,如Ascher的Planners, Politics, and Technocracy in Argentina and Chile,Dargent的Technocrac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等,想总结一下拉美技术治理运动的特点。

然而,诸多研究议题的重要性超过该问题。就类似的问题而言,起码苏联的经验更应该先总结——这个问题也是一大堆资料,尤其是列宁的相关思想、“工业党”、“新工程师”以及白俄罗斯的控制论运动,没有时间去看。

2年前,读过《控制论革命者》英文版,突然兴趣大增,专门读了几本智利史,看了聂鲁达、帕拉等人的电影和资料。说实话,梅迪纳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没有什么思想的深度。除了把阿连德政府运用控制论来治国的故事介绍大家之外——类似的故事还很多,我们的眼界太窄——没有找到什么可以深入研究的“点”,就又放下了。

最近有人送《控制论革命者》新出的中文版给我,就又翻了翻。想来想去,大约在智能治理研究中,智利案例可以用来与苏联、美国和中国运用计算机通信技术来治国的情况进行比较,来支持我对技术治理和智能治理所持的新工具主义立场。

1970年,冷战正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智利总统。他的胜利与不久前CIA暗杀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不无关系,这次暗杀让智利人民对美国非常反感。长期以来,美国将拉美视为“后花园”,强力“拉扯”拉美国家进入自己安排的势力圈子。古巴革命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发生,美国人恨得是咬牙切齿。现在阿连德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想美国佬是不是要疯?

阿连德要走的又不是苏联道路,而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呢?其实有很多“家”,比如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北欧福利国家等都被视为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它们有一些共性,比如不同于苏联和美国,走“第三条道路”,比如要把议会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比如主张渐进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等等。

阿连德上台之后,古巴革命家卡斯特罗访问过智利,结论是智利人不够革命,撑不了多久。显然,阿连德搞“第三条道路”,美国极力打压,就差没直接出兵,又得不到苏联阵营多少帮助——冷战,冷战,你必须选边“站”,要不在美苏夹缝中搞不长久。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拒绝流亡海外,拒绝投降,被空军轰炸总统府炸死。

如此艰难政局中,智利政府请英国控制论专家比尔(Stafford Beer)支持,搞了一个名为Cybersyn的项目,试图用当时风头正劲的控制论理论帮助治理国家,完成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阿连德还希望,智利的结构性变革要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完成,要保证人民的自由,而不像苏联所走的严酷道路。

在学界,比尔被一些人称为“管理控制论之父”:他致力于将控制论应用于管理领域。恰好他的控制论理论,强调在中心化控制与去中心化控制之间找到平衡,也就是说他反对极权主义的控制方式。他所理解的控制并非一般理解的“统治”,而是系统的自我调节,以此来适应内外环境,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

梅迪纳指出:“比尔(控制论)与弗洛雷斯(政治)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基于双方共同认识到,两个领域在那个历史时期有着相同的核心问题:如何建设一个系统,使之既保持组织的稳定,又能开展剧烈的变革;如何保障整体的一致性,又不牺牲个体的自主性?”因此,政治愿景与控制论愿景似乎契合起来,1971年Cybersyn项目应运而生。

Cybersyn项目主要包括4个组成部分:(1)实时数据交换的电传网络Cybernet,(2)分析数据的统计软件Cyberstride,(3)智利经济(运行)模拟器CHECO,(4)汇总信息做决策的指挥室。要知道,此时Internet还没诞生,阿帕网才草创,Cybersyn实际上选择一条不同于美国的、为民主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服务的新路。最近,好像我们也要建国家大数据中心之类的机构,有没有Cybersyn的“气质”呢?

阿连德死后,Cybersyn项目立刻下马。也就是说,虽然也有些作用,发展越来越快,但是2年多的时间不够Cybersyn完全成熟。因此,它是否真的帮助过“智利社会主义”,是否贯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大家很难得出一致的评价。但是,梅迪纳指出一点:工人基本没有参与Cybersyn的运作,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在此缺失。

有意思的是,比尔极力反对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坚称专家政治是一种低效的官僚主义。可是,舆论认定他是技术统治论者,而Cybersyn是极权主义的“老大哥”(奥威尔语)项目。按照我的定义,比尔是典型的技治主义者。

但是,对于Cybersyn是极权主义项目的观点,我是反对的。认定Cybersyn是极权主义项目的人,根本不会去仔细分析技术系统的运行,直接就认定控制论加上政府肯定是极权主义的,这有极强的技术自主论的先入之见——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控制论技术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因此它用于治理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谁也阻止不了。

在技术理论上,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技术工具论与技术价值无涉论等同起来。认为技术是工具,并不等于认定它不能与价值因素相结合。对不对?我赞同芬伯格的技术代码理论。技术系统由技术要素与社会要素融合构成。计算机技术可以与不同的价值目标相结合,成为不同的“科技社会工程”(梅迪纳语)。认为技术自主,主要说的是它不可控,而不是说它必然会是有利于资本家或工人。

计算机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说反革命的,这取决于它与什么社会因素相结合。控制论可以与不同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呈现出诸多不同的发展的模式:“因此只要重新配置,Cybersyn系统就可以用来支撑不同的权力配置和政治目标。”梅迪纳的这种观点,与我的多元技治论是一致的。

不过我不认为,技术因素完全是个“万金油”,比如Cybersyn在实践中能作为工具百分之百与民主制完美吻合,而是认为无论如何设计,两者总是有一些相抵触之处。因此,必须认定民主制高于技治术,要以民主理念约束技治制,限制技治制适用的范围,此即有限技治论。梅迪纳的故事对此也是支持的。

阿连德死后,富裕中产阶级的比尔完全成为理想主义者,辗转拉美各国,还想在别的国家继续Cybersyn,失败后回到英国隐居。反过来,把他引入智利的弗洛雷斯坐完牢,跑到美国成为人工智能哲学家德雷福斯的学生,从社会主义革命家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商人。两条相背而去的人生之路,居然在阿连德政府意外地交汇在一起,令人无限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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