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戊戌年：

维新变法12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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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丨编：千字君 、加西亚

又是一个戊戌年。发生在120年前的那场“戊戌变法”，再次引发热议。

中国人将天干地支的一个轮回（60年）视为一个周期。然而，戊戌年于中国人，似有着更特殊的含义。

上一个戊戌年，中国处在政治运动的巅峰时刻。再上一个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又何尝不是晚清国运大衰败的开端？

甲午惨败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昭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单靠中国固有的文化制度，根本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要想实现国家转型，必须要依靠自由、民主、法治等全人类的大传统，摒弃那些已被证伪的精神糟粕，必须通过立宪，解决权力的合法性并制约权力。

明治维新如何改变了日本的国运？推荐阅读《现代日本史》

戊戌变法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自上而下的自改革，也不同于变法前三十年开始的那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但令人痛心的是，它失败了。

传统中国继续顽固地抗拒先进文明，契约精神废置，社会始终无法确立最低的共同底线；体制和思想的壁垒依旧，国民长期处于贫穷、麻木的泥淖。

120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此付出了多少惨烈的代价！战争不断，积成累累白骨。人伦、道德、公理和生态环境，遭受到前所未有大破坏……

“不学历史的人会重蹈覆辙，学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学历史的人重蹈覆辙。”那么，120年前的戊戌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场变法的前因后果，究竟有哪些亟待正本清源的史实？这场君主立宪的自改革，又有何启示意义？

为此，千字君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拜读了唐德刚、袁伟时、孙隆基、马立诚、张鸣、雷颐、解玺璋等几位名家的作品，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些名家的肩上思考上面这些问题。因水平所限，千字君未能尽显各位老师的思想精髓，各位朋友尽量阅读原著，深度了解（千字君已认真筛选了图书版本，您只需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戊戌变法缘起

雷颐：读书人带头反思国运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统治者恐怕都会反思、改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一群没有任何权力和政治经验的读书人。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给中国的发展，最终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值得后人长久地深刻反思。

——雷颐《从甲午到辛亥》

戊戌变法失败之因

张鸣：康有为的政治幼稚

葬送了变法

康有为的声势浩大，因此很多人都误以为戊戌变法就是他主导和实践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康党的声势主要是靠着梁启超的一支巨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颇受好评，但我认为恰恰主要是他葬送了变法。

康试图重塑孔教的国教地位，然而学术水平和地位都很堪忧，彻底否定了前辈学人的考据积淀，不会有人支持他。而在变法时期，强学会不止排斥“女人干政”的慈禧，还对李鸿章这样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敬而远之。其实李鸿章后来救了很多维新人士。

变法听起来似乎是渐进的改良，其实还是急功近利的。人们急于学习“最先进”的文明，而当时的日本就是由弱转强的典型，又是东方国家，于是人们都主张效法日本。而日本效法的是俄国的彼得，因此康有为假想出一个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绪效仿。

这样的变法，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戊戌变法之殇

解玺章：激进基因毁改良

1902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开始连载《新民说》，系统阐释多年来他对中国转型的思考。

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少个人权利和自治意识，无论读书人、商人还是寻常百姓，都习惯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幸福安康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由此导致人人自辱、处处推诿，社会公德缺失。

梁启超没有盲目追求纯粹的中国文化血统，而是主张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地吸收中西文化的自由成分。“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

这种“不彻底”的改良主张，自然遭到宋教仁、陈天华、章炳麟等革命派的激烈抨击。康有为理论功底远不如梁启超，仍然参与了论战，他认为大清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宜革命。随后，章炳麟发表针锋相对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理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则以革命去之。

——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

主张温和渐进的梁启超，为何败给了激进的宋章？梁启超的主张，以及随后发生的大革命，于今日中国有怎样的启示作用？

戊戌变法之实

唐德刚：不是变法，而是帝后之争

康有为时常吹嘘自己面见光绪的事迹，直到流亡海外，仍以帝师自居。但事实是，他和皇帝只见过一面，两人语言不通，基本是鸡同鸭讲。其实在接见康有为之前，光绪就已经决意变法。

光绪试图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各位军机大臣架空。但他们却忘了一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这位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正是一位“儿皇帝”。

戊戌年的那一百天，既没有维新，也没有变法。究其原因，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

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戊戌变法之思

袁伟时：制度是成败的根源

慈禧的摇摆不定，自然与她个人的权力私欲密不可分。然而这个帝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制度。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经形成僵硬的体系。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这一套知识又是士大夫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更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出现了制度性的愚昧。了解和吸收外来先进文明通常都是少数人的冒险行为。对外来文化的深闭固拒，甚至动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

戊戌变法之殃

孙隆基：维新变法是中国种族主义的开端

康有为1898年4月成立保国会，第一次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他认为，“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并以越南和印度为例，痛斥英法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为义和团运动埋下了祸根。

从英国归国的严复在1895年就已经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钟，1898年6月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义》，反对“保教”，但强调“保种”，极力推崇达尔文主义。

其实，种族主义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流行。日本思想界主张“大亚洲主义”，在梁启超逃亡日本前一年，孙中山就已经获得日本大亚洲主义者的支持。这也为日后孙中山的“反基督”，以及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埋下了伏笔。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

戊戌变法之鉴

马立诚：妥协是伟大的智慧

中国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历史上可见的都是鲜血和权谋，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作品和银幕上还都是在歌颂着这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制度改革却从来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其震撼和影响却日久弥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如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碑文所说：“戊戌变法实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冲击专制桎梏，刷新风气，启示后人，功不可没”。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