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前路的思想,可以有多“疯狂”?
2020-10-16 00: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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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苇草智酷

在逝世53年后,尼采(F. W. Nietzsche)的光芒像意大利海滨的艳阳一般,照耀了一位27岁的新锐哲人,让他感受到一种“哲学的震动”,并从此“结束了他的学习时代”。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在1953年的夏日相遇。巧合的是,他们都生于10月15日——尼采的生日,也是福柯的生日,为了纪念这两位思想家的诞辰,群学君摘录《福柯的生死爱欲》中两人“相遇”的章节,小标题为文景编者所加。

福柯与他的精神教父

文 | 詹姆斯 · 米勒

来源 | 《福柯是生死爱欲》

原载 | 文景(ID:shijiwenjing)

在你必须跨越的生命之河上,

没人能够替你搭桥,

只能靠你自己

——尼采

01 重遇尼采:一次“哲学的震动”

1953年8月,福柯离开巴黎去意大利度假。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是充满纷扰的。在《等待戈多》的激励下,他以新的热情重新投入工作。他深入研究了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 · 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那是一个弗洛伊德派兼海德格尔信徒。

他和作曲家让 · 巴拉凯(Jean Barraqué)的风流韵事也正方兴未艾。他还前所未有过地卷入了巴黎先锋派艺术界的活动。

当时正值“新小说”时代,正值“荒诞派戏剧”的盛期,也是人们积极进行新音乐探索的时期。然而,任何小说、戏剧和新音乐都没能抓住福柯的心,倒是一部80年前出版的论文集——弗里德里希 · 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深深地迷住了他。

多年之后,和他一起在那个夏天去意大利游玩的莫里斯 · 班盖(Maurice Pinquet,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他在高师的同事)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他曾看着福柯“在西维塔维齐亚海滨的阳光下阅读”,深陷在尼采的那本书里不能自拔。

福柯那如饥似渴的兴趣令班盖惊诧:“倘若他不时在解说黑格尔或胡塞尔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更符合我心目中的哲学家形象了:没有带刺的概念,哪来的哲学。”

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尼采仍是不清不白的,因为纳粹曾利用过他诸如“权力意志”和“超人”之类的观点。尽管如此,福柯仍为尼采的书而着迷。“我们很少有时间读书,”班盖回忆道,“那里可游览的地方太多,简直忙不过来。

但稍一得闲,哪怕只有半个小时,不管是在海边沙滩上,还是在咖啡馆的平台上,他都会打开这本书(那是法德对照的读本),继续他的阅读。”

班盖的回忆表明,他的朋友的学习时代正式结束于他这次对尼采的研究。福柯自己也在不止一次的会谈中谈到这一点。当然,像所有优秀的高师学生一样,他实际上多年前就读过尼采。

但在那个夏天,他突然觉得尼采那些他已熟知的思想变得新鲜了。福柯回忆道:这次读尼采使我感到了一种“哲学的震动”。

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解释说:“尼采是一种启示,我以巨大的热情研读了他,并与我的生活实现了决裂……我曾有一种上了圈套的感觉。透过尼采,我变得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了。”

在他1961年发表的《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序言中,福柯概括地介绍了他为自己规划的毕生事业,其中鲜明地折射出尼采在他的成长时期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

他简略地指出:他的目标将是“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为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究”——当然,首先是探究癫狂,将来还要继续写书探究梦和“性禁忌”以及“欲望的快乐世界”。

但所有这些探究,——他强调说,他都将“sousle soleil de la grande recherché nietzchéene”(在伟大的尼采式探求的太阳照耀下)去进行。

多么难解的箴言,多么神秘的顿悟!福柯的“伟大的尼采式探求”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为什么是尼采,尤其是写《不合时宜的沉思》的尼采,在1953年8月西维塔维齐亚的阳光下对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福柯最早期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非常典型的受尼采影响的一本书。尼采曾经说过,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为什么没有一部关于疯子的历史。

很偶然的一句话,但福柯把这句话写成了一本大书,而且基本上是为所谓的非理性辩护。

通过讲疯子的历史,福柯事实上谈的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讲述欧洲历史的角度。

这本书在福柯风格当中非常明显,写得非常诗意、非常文学化,有一种诗人的才华。法国有比较强的文人传统,启蒙时期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都不是纯粹的思辨型哲学家,他们也都是作家,这跟康德、黑格尔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法国传统,他们把创作、哲学都是结合在一起的,20世纪的萨特、加缪都是这样。

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大部分还是比较传统必须保守。直接影响福柯的是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他们都既是作家,也是哲学家,福柯说过自己喜欢这样的哲学——它们在文学和哲学之间进进出出。

所以福柯有意识让自己变得非常文学化,像罗兰·巴特讲的:最重要是写作,不是哲学,不是文学,也不是批评,只是写作。福柯的写作能够更吸引读者,这是他的一个魅力所在。

——汪民安

02 叔本华-尼采-福柯:人如何成为自己

令福柯着迷的那本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尼采自己在为弄清他是谁,人还会变成什么而苦苦思索时留下的一种直接副产品。收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中的四篇论文是在1873—1876年间写就的,即是说,在他那部处女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遇冷之后。

尼采这本书初版于1872年。书中,这位早慧的德国古典主义者(他27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教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悲剧理论。

照尼采的看法,“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使两个无时间的倾向互相对抗:一种是阿波罗式欲按比例正确宜人的形式塑造世界的倾向,另一种则是狄俄尼索斯式(Dionysian)欲粉碎这种形式,欲猛烈突破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界限的倾向。

《悲剧的诞生》有一些著名的仰慕者[理查德 · 瓦格纳(Richard Wagner)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们都是学术界的门外汉。

该书问世时,尼采的古典主义道友们纷纷指摘其学识,奚落其历史论点,而全然无视其挑战性的新世界观。

年轻教授下一个冬季在巴塞尔大学开设的研讨班也随之土崩瓦解。在一系列身体上的麻烦(胃功能失调、严重近视、神经紊乱等)的折磨下,尼采感到愈来愈孤独,对于他将向哪里去,将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彷徨。

“自由人的使命就是为己而活,不去顾及他人”,他在自己这个时期的一个笔记本上写道,“大多数人显然是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必然性。”由于总想顺应他人的期望,“人们表现出一种可怜的谦逊。……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目标,则谁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存在宗旨”。

《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文章,无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尼采寻找他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特别必然性”的努力。他后来解释道,《不合时宜的沉思》提出了“关于我的未来……我的内心深处的历史,我的变化趋势的一种看法”。

其中最首要的,是那篇题为“教育家叔本华”的文章,它阐明了已成为尼采自己终生寻求的目标的内在逻辑,这一目标即,理解[如《瞧,这个人》(Ecce Homo)著名的副标题所说的]“人如何成其所是”(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

福柯的个人图书室里就藏有那本标满阅读记号的《不合时宜的沉思》。由此看来,他显然是被这一具有诡辩色彩的使命打动了。在“教育家叔本华”一文中,福柯标出了尼采的一段关键性的话:“对于人必须破解的那个谜,人只能在存在中,在作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在不可变化的自我状态下,去加以破解。”

这句话概括了一个怪异难解的信条。这是一句我们应努力理解的话,——不仅因为福柯在阅读时认为它重要,还因为它直通他的“伟大的尼采式探求”的内核。

“教育家叔本华”的开头几句话,以简洁的笔法道明了尼采的中心论点:“有一位旅行者,他曾周游过许多国家和民族,足迹遍及好几个大洲。有人问他,在他看来什么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他回答:好逸恶劳。有些人总以为他会回答得更精确和更真实一些,于是他们都害怕了。他们躲到习俗和信念后面。基本上人人都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来这个世界不过一次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偶然事件,无论多么不寻常,能再次把这种惊人的多样性结合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身上。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只不过他做贼心虚似地藏而不露。”

因此,对一个人进行适当的教育,让他学会同一种真正原初的心灵交谈,十分重要。尼采坚持认为,只有一些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才能教导一个学生“藐视这种用因袭的方式进行的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揭露“隐蔽的真义、每个人的内疚以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这个原则”。

在这个原则的感召下,这个学生最终可能学会停止藏匿,并“听从他的良知,这良知向他大叫:‘做你自己!你不是你现在所是的任何东西,思想吧,欲求吧!’”

这就是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这似乎也是尼采对福柯的影响。然而乍看上去,无论是尼采还是福柯,很难说谁会坚定不移地怀有什么类似的情感。

像福柯一样,尼采大半辈子都反对那种认为自我纯属某种外界赋予的东西的观点,在两个人的心目中,“真实”,包括关于人的自我的“真实”,“并非某种存在于那里可以被找到或被发现的东西,而是某种必须被创造的东西”。

尼采曾经指出,“我们的肉体不过是一个社会结构”,而我们的自我也不过是某种偶然的和变化着的东西,是各种文化和肉体力量的某种变动不居的安排的产物。

倘若自我像真实一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构造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那么题中应有之义似乎就是:人本身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准则或规范。

但尼采和福柯同时又认为,人是由许许多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则、准则和规范塑造而成的,而那些规则、准则和规范,又是由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成长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所规定的。

作为一个历史的创造物,每个人都体现着自然与文化、混乱与秩序、本能与理性的一种复合,而人的那相互迥异的两个方面的象征,在尼采看来便是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和太阳神阿波罗(Apollo)。

尼采认为,如果人想设计“一个他自己的存在宗旨”,就必须设法把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并使它们相互平衡。但他担心,基督教已教会了欧洲人去憎恶肉体及其未驯化的动物活力。

而且,随着现代国家调节生活各个领域的能力的增长,人的狄俄尼索斯方面正濒临消失。由于国家极力让人们遵守那种最令人麻木不仁、最整齐划一的文化法典,狄俄尼索斯方面深受其害。

尼采在1887年的一个笔记本里写道:“一旦我们拥有了全球性的经济管理(这很快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类就会发现它彻头彻尾地成了一架为这种经济服务的机器,那将是一部巨大无比的发条装置,由无数极其微不足道的、极其精细的‘被改造过的’齿轮所组成。”

“成为自己”,看来绝非易事——尤其是在上述情况下。一开始,人们必须重新找到匿形于其中的混乱,那是一个无定形的肉体活力贮存库,这种肉体活力,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所言,甚至还可以使我们这些现代文明的创造物得以“生出一个舞蹈明星”。

开发我们自己动物本性的原初要素,在尼采看来,就是重新掌握“超验性”的神秘能力,就是运用他所谓的“权力意志”。不过这种能力尽管十分重要,尽管能起解放作用,它还只涉及人类复合物中的狄俄尼索斯要素。

与之相反,阿波罗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意志的势力范围以外。一种文化在向人们反复灌输过行为方式之后,便把根子深深地扎向了过去。

而“意志”,如尼采所言,“不能向后行使自己的力量”。在一种传统中生长的人,起初可以把它的文化遗产当作风俗习惯的一个安稳的避风港来经历。

但对于每个人安稳的日常事务,若从细加以检讨,人们就会从一种“因袭方式和公认见解”的宽慰人的虚饰下面,看到特别偶然的一串“片段、谜和可怕的事故”。

任何文化都在每一个灵魂中灌输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见解、要求和欲望。对这些东西加以整理并尝试改变它们,实际上是每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都必须解决的难题。

“在你必须跨越的生命之河上,没人能够替你搭桥,只能靠你自己” ,尼采在“教育家叔本华”中写道,“不错,有无数的通道、桥梁和半神人物愿意带你过河,只是需要你为这些付出你的自我。

你会把你的自我抵押出去,然后失去它。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条仅供自己走的路。它通向何方?不要问,走就是。”

福柯思索的起点自然是《古典时代疯狂史》。在我的心目之中,它不仅是二十世纪哲学中的一部厚重经典,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为奇异的思想结晶体。此种奇异不仅在于疯狂这一离经叛道的主题,也不仅在于作者所翻阅和梳理的浩瀚文献。

疯狂作为主题并非福柯的独创,而福柯对于历史资料的处理也往往受到正统历史学家的(往往是颇有根据的)诟病。但这部巨著的真正力量并不仅局限于这些明显的方面,而恰恰在于它对于哲学思索的真正起点这一普遍问题的深刻追问。

从思想史的演变线索上看,无论将感觉经验抑或内秉观念、乃至体验或启示作为起点,它们都已经内在地蕴含着导向真理的趋向。换言之,作为通向真理的普遍而必然的思想运动的初始环节,它赋予思想以启始的动力,但却注定要最终作为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被纳入到整体性的体系之中。

但福柯在《疯狂史》中却恰恰提出了一个判然有别的立场:哲学思索的起点理应在于不可确定的“别处”,异于自身的“他者”,或无法内化的“外部”(dehors)。哲学的思索并非单纯沿循着一条同一性的思辨路径冷静前行,而恰恰是开始于差异性的紧张和焦虑(但又未尝不是一种极致快感(jouissance))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追问“疯狂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终极问题并不切题。无论是自然状态还是文化和社会要素,都不足以界定疯狂的“本质”。相反,疯狂的功用仅仅是揭示出非哲学(non-philosophy)的外部。

它既非既定的状态,亦不具有明确的本质,而只是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哲学在发端之处的差异性痕迹。漫过海滩的潮水留下痕迹,但重要的正是透过这些既定的形态去体味其背后的差异性力量相互作用的关系和格局。

或者说,当外部力量激发思想沿着某种途径运动、凝聚成某种体系形态之时,它总是以种种暗示、隐含的方式展示出更为丰富而难以穷尽的创生力量。用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的著名隐喻,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可见的仅仅是光亮的痕迹,但在背后所敞开的却是蕴含着无限强度涨落与差异的电磁场域。

——姜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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