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书评   原创 王传兴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社会越发呈现撕裂的状态，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冲突越发增强，种族运动也再度浮出水面。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些年暗流涌动的身份政治所引发的美国社会问题？美国的排外心理为何没能消解于熔炉之中？

何谓美国定居主义？它是一种美国政治意识，也即一种美国政治文化或一种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意识“既包括民族和个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又包括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民众的政治心理，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居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它也是一种美国政治思想，因为政治思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以及社会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治地位、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观点和理论的总和”。

定居主义可以说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底色，因为正如拉纳所说：“美国最初的开端和政治根基，首先是作为一个定居者社会。”而无论当年英国人在爱尔兰、南非、澳大利亚，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南美，欧洲犹太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强调“‘国家’对内建立法治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创造带有保护性的经济秩序，对外则采取野蛮方式，无视他人利益”。

同样地，正如拉纳所说，美国定居者社会也产生了将“对内部自由和成员身份的丰富叙述，以及外部的帝国从属模式”二者结合起来的“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也即美国定居主义的两个大前提——美国的内外扩张与自由公民权力下放且自主的自治。

《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美]阿齐兹·拉纳著

王传兴、赵丽娟译，王传兴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美国定居主义的动态变化」

一方面，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就其本质内涵而言是恒久不变的；另一方面，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就其具体内涵而言却非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美国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伴随着美国历史进程的展开，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是定居者拥有的作为自治的自由与美国定居者帝国内外扩张性的相互交织，是“帝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最好是把大多数美国经验理解为一种“定居者帝国（settler empire）的宪法试验”。在国内，有增无减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等级制实践的相继出现，“为集体生活的基本样式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在国外，“对国际警察权力和全球优势地位追求的做法”使得美国一直“坚持把外部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目标的工具来对待”。因此，拉纳认为，美国的定居主义国家起源，“确立了我称之为定居者帝国的宪政机制，这一机制为美国人的生活提供了三个多世纪的政治主权和法律权力的基本叙述”。

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宏观历史阶段，来理解定居者拥有的作为自治的自由与美国定居者帝国内外扩张性的相互交织。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美国定居主义的两个大前提可谓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对于许多殖民者来说，原住民被剥夺财产不仅只关乎物质上的自利，它还是有意义的扩张性自治的前提”。

第一阶段，殖民地时期英裔美国人面对的定居主义双重矛盾。这一时期英裔美国人的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典型特点，是存在于宗主国英国与英裔定居者之间，以及英裔定居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两对虽然不同但密切关联的矛盾。

就前一对矛盾而言，英裔美国人认为，英国把定居者和被征服的人都作为臣民加以类似地对待，会直接威胁到他们长期享有的自治——而这被他们“看作祖传下来的一种基本权利”。拉纳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认为，历史上，美国定居主义“自由”的双重性内涵，源于伊丽莎白一世征服爱尔兰时将爱尔兰人构建为“既是异教徒，又是野蛮人”的模式之中。但随着英帝国扩大，英国“需要维持对文化上如此不同的帝国进行控制，会直接与当地殖民自治相冲突”。也就是说，在殖民地时期，英裔美国人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宗主国的帝国利益，与英裔定居者寻求维持其作为有着“共同的祖先、宗教、土地利用和自由观念”的帝国中心臣民的自由（自治）之间的矛盾；在英裔定居者反叛前的100多年里，北美殖民地扩张一直是定居者殖民化的一项分权自治事业。因为从根本上说，帝国中心对殖民地“不会‘长期保持对……大不列颠的依赖’”进行猜忌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观点，是“把帝国式的英国看作一个贸易帝国、而非建立在领土扩张基础上的帝国”。

就后一对矛盾而言，一方面，在英裔美国人反叛前，殖民者发展出了一套值得注意的有关自由的强大叙述，它“要求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自由意味着个体有能力坚持对集体生活所有主要场所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自治憧憬的先决条件，却“是对原住民土地财产的剥夺”。因此，“只有针对原住民的残暴扩张战争，可以与动员奴隶劳动所需要的胁迫与暴力相提并论”。

这就意味着这个新共和国或帝国的改革愿景，基本上是“以殖民地原来的状况为基础，以对共和主义独立和领土扩张的承诺为驱动”。但现实情况是，由于“臣民身份事实上意味着自由裁量权和强制形式的皇家特权”都适用于许多殖民地臣民，无论他们是没有财产的英裔定居者、非洲奴隶，还是印第安人，这就意味着定居者与非英裔臣民比邻共存。这显然对英裔定居者的特权——扩张和奴役——构成了直接挑战，因为虽然在北美扩张那些最初的阶段，定居者们可能曾是诸多分层化臣民中的某一群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牢固地确立了定居者享有对非英裔人口的至上社会政治地位”。

第二阶段，建国以来的美国定居主义“自由”追求。在美国建国到美国作为大国登上世界舞台之前的这一时期，美国定居主义“自由”的追求，突出表现为定居者特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拓疆过程中由盛而衰的变化，并最终使得定居者社会走向解体。但与此同时，美国定居主义则以新的叙述方式，继续发挥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

美国建国伊始，定居者就开始强烈反对政府权力，并充满敌意地谨防任何国家干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部农民和那些起义者（谢司起义参加者和威士忌起义参加者）一样，抱怨沿海精英没有充分尽力减少原住民进攻的威胁，或者为定居者农业扩大领地。这种民粹主义自治梦想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在于，美国定居者虽然从英帝国那儿获得了司法独立，但是这些前殖民地依然在重商主义体系内受到束缚，结果制约着实质性的独立。这种民粹主义的自治愿景因而扭曲变形为“将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行动与对外建立帝国计划连接到了一起”。作为民粹主义自治梦想变化的结果，是美国政府享有两种不同形式的主权权力，即在对外的殖民征服以不受约束的、将所有边界看作临时性的帝国权利为条件的同时，内部权力却受制于作为自治的自由这样一种设想。

这种二元性宪政的根源，归根结底，是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定居者重申了此前的殖民地的原状，并使英国的帝国特许权宪法化。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因而获得了最根本的宪政制度保障。也因此，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领土扩张不再是‘天定命运’的杰作，而是一场……‘巨大的土地抢夺’，利用联邦军队强行迁移印第安人部落是利用‘国家’权力为白人定居者腾出兴建棉花种植园的空间”。而美国南方的繁荣则一直是“以三四百万人处于奴役状态为基础的”。结果，正如《经济学人》在1865年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我们要采纳完全自由的原则，那么很明显深肤色种族必须以某种方式自愿服从白人。”

但是，由于美国内战结束后“自由民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的希望是短暂的”，因此19世纪末的美国“内部人”身份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随着工厂生产制开始主导工业化、资本逐步集中于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手中，进军太平洋的计划似乎更能强化经济精英的利益，而非促进定居者的平等和个体产权；结果到19世纪末，“把对内部的自由与对外部的帝国特权连接起来的纽带，已受到了严重损害”。在将他们的民意基础诉诸“人民”的杰克逊民主党崛起的同时，农场主联盟组织（the Farmers Alliance）运动——这一运动参与人数超过200万，涉及42个州和地区，并最终瓦解了美国定居者社会——关注的根本问题是，要为新的公民身份伦理基础打下什么样的根基。为此，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改革家们提出的设想是一个新的工业社会，一个人在其中没有等级制度和对大众控制的社会。而恰恰是这些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稳步变成保护族裔上的内部人的推动力”，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许多被动员起来的南方白人，很容易转变为定居者至上论者”。

由此可见，美国定居者社会虽然在19世纪末开始瓦解，但定居主义作为一种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结果，集体制度偏离了定居者社会中所蕴含的解放性承诺；美利坚帝国以及美利坚帝国的持续扩张和控制，已变成了自我延续的方式。

第三阶段，定居主义与美国在世界上的扩张。随着19世纪末美国大陆拓疆活动的结束，美国定居者社会因而走向解体；与此同时，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登上舞台，定居主义转而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定居主义国内政治中的“内部人”与“外部人”区隔，开始运用到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之中。

美国定居者社会因而走向解体的一个标志，是早先关于（白种）外国人选举权法律的逐步取消，以至于此前已进入美国即能够获得政治参与权的白种外国人，开始被当作“外部人”而非定居者殖民事业的共同参与者。到1917年，随着领土扩张的前提不复存在，美国公众愈加将所有新移民——无论其族裔背景如何——都看作经济竞争对手。当然，如果从移民限制而非政治参与角度看，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的《民族始籍法》（the National Origins Act），实质上针对的是有色人种。

但即便采取了上述对移民的限制政策，当时美国的基本困境却是工薪阶层如何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出现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陆拓疆活动的结束，“从根本上使得领土扩张与提供内部共和主义自由之间的帝国连接断裂了”，由此导致“团体中的完全成员身份失去了其伦理基础”。在此前，工作和直接政治参与曾为定居者主义背景下的自由公民身份提供了伦理基础；面对新的困境，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转而求助于美国定居主义的“另一个前提——帝国方案——来寻求解决之道”。两种不同的种族主义论调对这一主张做出了回应，像密歇根大学的J.尼尔·斯蒂尔（J. Neal Steere）教授这样的反帝国扩张论者认为，就像美国原住民和被解放的奴隶这样的外部人群体一样，因帝国扩张而导致的英裔美国人定居者社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种族混杂”，使得非白人外来群体固有的劣势“对美国社会的种族凝聚力和内部民主构成了永久的挑战”；而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样的帝国扩张者则明确表示，“殖民主义只是实现和平、自由世界的一种手段”。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加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反帝国扩张者的支持者迫切要求美国从侵略性的全球立场全面后撤。美国新一代的帝国扩张论者因而要等到新政时期了。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新政拥护者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的观点：“美国应该使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国内外成为社会政策的一般基础。”结果，在这样一个时代，“定居者帝国必须让位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和国内安全的迫切需求”。因为“美国本身已成了支配性的全球存在，从而主张要求国际警察权，并寻求稳定、经济财富和永久的和平”。撰写于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呼应了阿诺德的“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理想，并排他性地将苏联归为“外部人”异类；认为除了寻求制衡苏联这一目标之外，“我们应努力通过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方式带来秩序和正义”。由此可知，美国定居主义中的全球性扩张主义，归根结底，乃是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在对外政策中的延伸。

「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的“复归”」

“复归”，事实上并不意味着美国定居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曾经缺位。在当代，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复归”，集中体现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场运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21世纪初的民粹主义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坚持把“外部人”——包括美国国境之内的移民——当作工具来实现美国国家“财富和支配权”的这些目标，现已“日益呈现为诸如此类的内部安全问题，以及对美国地位进行无限的保护”。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方面，它针对的是历史遗留问题，即亟待解决的美国黑人“外部人”身份问题；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虽然这场运动最终在形式上解决了黑人的“外部人”身份问题，但黑人实质上的“外部人”身份问题却仍然是积重难返的一个痼疾。对此，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动身流亡到新独立的加纳之前慨叹道，虽然美国“正绝对接近……一个美国黑人在法律上与其他美国人平等的时刻”，但唯有消除实质上的等级制，美国人才终将“恢复民主制，而我们对此虽然长期吹嘘却几乎无所作为”。马丁·路德·金因而呼吁说，只有在国内将黑人、穷困白人，以及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我们必须实际预料到的激烈反对”。在国际上，金则号召说：“我们今日唯一的希望，……在于我们有能力出来投身于一个常常充满敌意的世界，从而宣告我们永远反对贫穷、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21世纪初的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曾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格兰奇”（Grange）运动、19世纪90年代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之间的合与分、20世纪30年代休伊·朗（Huey Long）的“财富分享”组织（Share Our Wealth）、20世纪60年代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主张恢复民权运动中白人中产阶级失去的特权、20世纪90年代初罗斯·佩罗（Ross Perot）通过草根阶层的力量来发起税收福利改革和团结在全球化阴影中失势的人，等等。

休伊·朗在国会大厦前进行公众演说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21世纪10年代的美国见证了“政治极化、有关谁属于政治共同体的冲突、经济不平等严重且日益加剧、行政权力过度使用”等威胁，而且今天“美国在其历史上头一次，在同一时间面对所有这四项威胁”。其中的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是美国政治中又一次族裔或身份——“内部人”与“外部人”——政治之争的“复归”。在美国国内，定居主义“自由”的两面性，无论是表现为以萨拉·佩林（Sarah Heath Palin）为代表的共和党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还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运动，都因对美国国内政治的“不满”而诉诸“人民”。在此过程中，被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称为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洛克式的共识”，以及蕴含于其中的“政治正确性”的底线被不断突破。“人民”因此被撕裂，从而导致美国政治出现严重隙裂。其中突出表现为当代美国的移民问题和少数族裔权利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作为国际不平等结构的产物、作为美国在全球秩序内“同侪之首”（the first among equals）地位的产物，美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移民团体最初来自全球南方地区（亚洲某些地区、非洲、加勒比地区、中南美洲），从而“在移民方式中颠覆了典型的定居者范式”。结果，“这些身处集体生活边缘的移民的地位，恰恰在美国边界之内，重复了国外支配西方与其历史上的殖民之间的依附性关系”。由于移民被排他性地当作“外部人”对待，他们的“轻微违法都会招致强制驱逐，……甚至连永久性居民都是在‘一种遭受不断检查的条件下’在美国生活”。在族裔问题上，2020年5月25日，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成为死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又一案例；之后爆发的“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表明，至今黑人自由所涉及的依然“不仅仅是结束形式上的种族隔离”。

行文至此、掩卷之余，还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击力。这正是《美国自由的两面性》一书的价值所在，因为它“发现了与那些美国政治文化、政治思想和公民身份学说的论调截然对立的答案”。

王传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长期从事美国政治与对外战略等教研工作，译著有《右翼美国》《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等。原文是《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的中文版导读，刊发时有删改。